卷貳 第十章 王直與日本：明朝海盜傳奇（第2/5頁）

這就是著名的“寧波爭貢事件”。

事情發生之後，整個浙江為之震撼，明朝政府也極為重視，在查明原委之後，判了宋素卿死罪，然後又照會日本方面，要求他們交出在浙江撒野但已逃回國內的謙道宗設。

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戰國亂世，足利將軍家連勘合都被人冒領了，哪還有本事去抓大內家的人？於是也只能不了了之。

此次事件的後果應該講是相當嚴重的，它直接導致了明朝方面作出廢除浙江、福建兩處市舶司的決定，接著又一口氣停了日本之後十幾年的朝貢貿易。

這又是一次因日本而影響到中國政府決策的事例。

可那又怎樣？

雖然幾乎所有人都覺得，寧波爭貢是一起性質極為惡劣，後果極為嚴重的外交事件，可總體來講這不過是一起無關痛癢的小插曲罷了，因為在明代，中日兩國之間絕大多數的買賣都是靠走私來完成的。說難聽點，幾百年裏的明日貿易本質上就是走私貿易，朝貢貿易廢不廢除，市舶司關不關門，都與大局無幹，真要指望那十年等一回的勘合，還不如去喝西北風來得爽快。

不過凡事都有兩面性，日本那邊的戰國時代對中國來說多少還是有點好處的。

比方讓倭寇的戰鬥力大大減弱了。

早期的倭寇主要由日本人組成，這個之前說過，而要按出身成分劃分的話，那麽大致可以分為失地農民、破產商人以及失業武士——俗稱“浪人”。

其中，失業武士象征著整個倭寇集團的最高戰鬥力，曾經有五十多個浪人出身的倭寇自浙江上岸，一路向北燒殺劫掠，導致中國數千軍民死傷，一直打到南京城下，最後明朝方面實在是沒了辦法，不得已出動大炮，才將其鎮壓下來。

說實話這樣的人要是來一千個，會發生什麽就真的說不定了。不過好在自戰國時代之後，因為日本國內戰鬥力和生產力日益緊缺，從而使得大批搞走私或打家劫舍的日本人紛紛回國，正兒八經地開始奔起了自己的前程。

可是這並不意味著就此天下無賊了，盡管日本人走了一大片，但大明東南沿海依然是匪患不絕，照樣有人大規模地搶東西、放火、走私、擄人。

為什麽日本人走了倭寇卻還在？既然日本人都走了，那留下來作亂的是誰？

答案是中國人，以及包括日本人在內的其他一些外國人，如朝鮮人、葡萄牙人等等，但這些人所占的比例非常小，比方說日本人，若用《明史》的話來講，就是：“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

真倭，即真日本人；從者，則是其余的，其實就是中國人，你一定要覺得剩下那“十之七”是不遠千裏從歐羅巴趕來的葡萄牙人，那我也沒轍。

也就是說，16世紀之後的倭寇，尤其是燒殺劫掠的那一批，絕大多數都是華夏同胞。

這並非瞎說。

話說有一位昆山人，被倭寇擄走，在船上當苦力，五十多天後逃走，跑到官府報案說遭倭寇綁架。

衙門老爺問他，倭寇人數多少，真倭幾何？

回曰：倭寇兩百余人，真倭十幾個，其余的都是同胞。

兩百個人裏日本人二十個都不到，看來“真倭十之三”的說法還真是給了面子。

那麽，到底是怎樣的中國人才會去當倭寇呢？

有個姓鄭的明朝書生是這樣記載的：“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去參加倭寇的，主要都是些地痞流氓、市井惡霸、逃犯、被罷免的官員，還有不得志不合群的書生，乃至宗教界敗類。

比如倭寇界著名代表徐海，當年就是虎跑寺的和尚。

然而就是這群人，卻把東南沿海鬧得雞犬不寧、怨聲載道，幾乎是所到之處無人生還。

最糟糕的是，因為倭寇殺得太狠了，所以很多受害者都覺得，與其自己天天這麽被搶被燒，不如跟著他們一塊兒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於是紛紛加入其中，這就使得倭寇的隊伍迅速壯大，而當受害者成為加害者的時候，其手段往往更加殘酷無道。

當時的東南沿海，基本上可以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絕望”。曾有一個叫謝傑的人說過：“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

而時任南京刑部尚書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貞把話說得更絕：“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什麽意思？就是說除了總督巡撫之類的高官，之外全都可以認為是倭寇。

此外，他還用了“民寇一家”來形容當時的情況。

說到這裏我們其實可以得出一個令人痛心的結論，那就是長期以來，被很多人當作抗日英雄崇拜的那些抗倭名將，諸如戚繼光、俞大猷等人，他們的對手實際上大多是自己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