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編 近代史 第十七章 維新運動和戊戌政變

中國的該變法，並不是和外國人接觸了，才有這問題的。一個社會，和一個人一樣，總靠新陳代謝的作用旺盛，才得健康。但是總不能無老廢物的堆積。中國自秦漢統一之後，治法可以說是無大變更。到清末，已經二千多年了，各方面的積弊，都很深了。便是沒有外人來侵略，我們種種治化，也是應當改革的。注807但是物理學的定例，物體靜止的，不加之以力，則不能動，社會亦是如此。所以我們近代的改革，必待外力的刺激，做一個誘因。

中國受外力刺激而起反應的第一步，便是盲目的排斥，這可謂自宋以來，尊王攘夷思想的余波。排斥的目的，已經非是，其手段就更可笑了。海通以後，最守舊的人，屬於這一派。注808其第二步，則是中興時代湘淮軍中一派人物。大臣如曾國藩、李鴻章，出於其幕府中的，則如薛福成、黎庶昌之類。此派知道閉關絕市是辦不到的。既已入於列國並立之世，則交際之道，不可不講；內政亦不得不為相當的改革。但是他們所想仿效他人的，根本上不離乎兵事。因為要練兵，所以要學他們的技藝；因為要學他們的技藝，所以要學他們的學術；因此而要學他們的語文。如此，所辦的新政雖多，總不出乎兵事和制造兩類。當這世界更新，一切治法，宜從根本上變革的時候，這種辦法，自然是無濟於事的。再進一步，便要改革及於政治了。

但是從根本上改革，這句話談何容易？在高位的人，何能望其有此思想？在下位的人而有些思想，談何容易能為人所認識？而中日之戰，以偌大的中國，而敗於向所輕視的日本，這實在是一個大打擊。經這一個打擊，中國人的迷夢，該要醒了，於是維新運動以起。

當時的維新運動，可以分做兩方面：一是在朝，一是在野。在朝一方面，清德宗雖然無權，但其為人頗聰明，頗有志於變法自強；特為太後所制，不能有為。注809在野一方面，則有南海康有為。他是個深通舊學，而又講求時務，很主張變法的。清朝是禁止講學的。但到了末年，其氣焰也漸漸的衰了；其禁令，在事實上，也就漸漸的松弛了。有為很早的就在各處講學。所以其門下，才智之士頗多。一八八九年，有為即以蔭生上書請變法。格未得達。中日和議將成時，又聯合各省入都會試的士子，上書請遷都續戰，陳變法之計。書未上而和約已換，事又作罷。有為乃想從士大夫一方面提倡。立強學會於京師。為禦史楊崇伊所參，被封。而其弟子梁啟超，設《時務報》於上海，極力鼓吹變法，海內聳動。一時維新的空氣，彌漫於好新的士大夫間了。——雖然反對的還是多數。

公車上書之後，康有為又兩次上書請變法。其中有一次得達，德宗深以為然。德國占據膠州灣時，有為又走京師，上書陳救急之計，亦未得達。其明年，恭親王奕死了。朝廷之上，少了一個阻力。德宗乃和其師傅翁同龢（hé）商議，決意變法，遂下詔定國是，召用康有為、梁啟超等。

此時所想摹仿的，是日本的睦仁、俄國的大彼得；想借專制君主的力量，把庶政改革得煥然一新。於是廢八股，設學校，獎勵著新書，制新器，裁冗兵，練新操，辦保甲，籌設銀行，造鐵路，開礦山，設農工局，立商會。大開言路，廣求人才。從戊戌四月至八月間，變法之詔，連翩而下。雖然不能盡行，然而海內的精神，確已為之一振了。

專制君主的權力，在法律上是無制限的，在事實上則不盡然。歷代有志改革的君主，為舊勢力所包圍，以致遭廢弑幽禁之禍的，正自不乏。這其間，由於意見的不同者半，由於保存權位之私者亦半。康有為是深知舊勢力之不可侮的。所以他於德宗召見之時，力言請皇上勿去舊衙門，但增設新差使；擢用的小臣，賞以虛銜，許其專折奏事；就夠了。注810有為此等見解，原以為如此，則舊人不失祿位，可以減少其反對之力，然而權既去，祿位亦終於難保；即可保，亦屬無味；這仍不足以滿守舊阻撓者之所欲。況且亦有出於真心反對，並不為祿位起見的。而那拉後和德宗的不和，尤其是維新的一大阻力。

那拉後是很不願意放棄權勢的，她當時見德宗變法，很不謂然。於是以其黨榮祿為直隸總督，總統近畿諸軍，以鞏固其勢力。而使裕祿在軍機上行走，以偵察德宗的舉動。自然有不滿意於德宗的大臣，用半虛半實的詔，譖訴於那拉後。而德宗也有“不容我變法，毋寧廢死”的決心。於是帝後之間，嫌隙愈深。就有舊黨將乘德宗到天津去閱兵，實行廢立的風說；又有新黨將利用袁世凱的新兵，圍頤和園之說；而政變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