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中古史 第二十四章 隋唐的學術和文藝

隋、唐承南北朝之後，在思想界，佛學的發達，可謂臻於極盛。這個留待下章再講。而儒家的辟佛，亦起於此時。首創其說者為韓愈。宋人辟佛的，頗樂道其說。經學：自魏、晉以後，兩漢專門的授受，漸次失傳，於是有義疏之學。在南北朝時，頗為發達。然其說甚繁雜，於是又有官纂的動機，其事至唐代而告成。便是太宗敕修，至高宗時再加訂定而頒行的《五經正義》。唐人經學本不盛，治經的，大多數是為應明經舉起見。既有官頒之本，其他遂置諸不問了，於是義疏之學亦衰。惟啖（dàn）助、趙匡的治《春秋》，於“三傳”都不相信，而自以其意求之於經文，則實為宋人經學的先聲。

自漢以後，作史的最重表志紀傳和編年兩體，已見第九章。而表志紀傳一體，尤為側重。又新朝對於舊朝，往往搜集其史料，勒成一書，亦若成為通例。唐朝自亦不能外此。惟前此作史的，大抵是私家之業，即或奉詔編撰，亦必其人是素來有志於此，或從事於此的。唐時所修晉、宋、齊、梁、陳、魏、周、齊之史，都系合眾撰成。自此以後，“集眾纂修”，遂沿為成例。舊時論史學的，都說眾纂之書，不如獨撰。在精神方面，固然如此，然後世史料日繁，搜集編排，都非私人之力所及，亦是不得不然的。又眾纂之書，亦自有其好處。因為從前的正史，包蘊宏富，一人於各種學問，不能兼通，非合眾力不可。《晉書》的紀傳，雖無足觀，而其志則甚為史學家所稱許，即其明證。唐代的史學，還有可特別記述的。其（一）專講典章經制的，注404前此沒有，至唐而有杜佑的《通典》。其（二）前此注意於史法的很少，至唐而有劉知幾的《史通》。

與其說隋、唐是學術思想發達的時代，不如說隋、唐是文藝發達的時代。散文和韻文，在其時都有很大的變化。從齊梁以後，文字日趨於綺靡，以致不能達意，已見第十七章。在此種情勢之下，欲謀改革，有三條路可走：其（一）是廢棄文言，專用白話。唐代禪家的語錄，以及民間通行的通俗小說，注405就是從此路進行的。此法在從前尚文之世，不免嫌其鄙陋。而且同舊日的文章，驟然相隔太遠，其勢亦覺不便。所以不能專行。其（二）則以古文之不浮靡者為法。如後周時代，詔令奏議，都摹擬三代是。此法專模仿古人的形式，實亦不能達意；而優孟衣冠，更覺可笑。所以亦不可行。第（三）條路，則是用古人作文的義法，來運用今人的語言。如此，既不病其鄙陋，而又便於達意。文學的改革，到此就可算成功了。唐時，韓愈、柳宗元等人所走的，就是這一條路。注406此項運動，可說起於南北朝的末年，經過隋代，至唐而告成功的。此項新文體雖興，但舊時通行的文體，仍不能廢。中國文字，自此就顯分駢散兩途了。後人以此等文體，與魏晉以來對舉，則謂之散文。做這一派文字的人，自謂取法於古；則又自稱為古文。

韻文之體，總是隨音樂而變化的。漢代的樂府，從東晉以後，音節又漸漸失傳了。隋唐音樂，分為三種：一為雅樂，就是所謂古樂。僅用之於朝廟典禮。一為清樂，就是漢代的樂府，和長江流域的歌詞，存於南朝的，隋平陳之後，立清商署以總之。其中在唐代仍可歌唱的，只有絕句。只有外國輸入的燕樂，流行極盛。注407依其調而制作，則為詞，遂於韻文中別辟新體。但是唐代最發達的，不是詞而是詩。詩是漢朝以來，久已成為吟誦之物。大抵韻文的起源，必由於口中自然的歌調——歌謠。而其體制的恢廓，辭藻的富麗，則必待文人為之，而後能發揮盡致。在唐代，正是這個時候了。其時除五言古詩，沿襲前人體制外，自漢以來的樂府，則又變化而成歌行。自齊、梁以來，漸漸發生的律體，亦至此而告大成。注408這是體制的變化，其內容：則前此的詩，都是注重於比興。唐人則兼長敘事。其中最有力的人物，就是杜甫。他所做的詩，能把當時政治上的事實，和社會上的情形，一一寫出，所以後人稱為詩史。其後韓愈、元稹（zhěn）、白居易等，也是很長於敘事的。唐詩，舊說有初、盛、中、晚之分，雖沒有截然的區別，也可代表其變化的大概。大抵初唐渾融，盛唐博大，中唐清俊，晚唐稍流於纖巧，然亦是各有特色的。宋朝人的詩，非不清新，然而比之唐人，就覺其傖（cāng）父氣了。

書法，唐人擅長的也很多。大抵承兩晉、南北朝之流，而在畫學上，則唐代頗有新開創。古代繪畫，最重人物。別的東西，都不過人物的布景。後來分歧發達，才各自成為一科。而山水一科，尤為畫家才力所萃。唐時王維和李思訓，號稱南北兩派之祖。南派神韻高超，北派鉤勒深顯。宋元明清的畫家，都不能出其範圍。注409其擅長人物的，如吳道子等，亦盛為後世所推重。又有楊惠之，善於塑像。最近，在江蘇吳縣、昆山間的甪（lù）直鎮，曾發現其作品。現已由當地鄭重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