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 一個新世界的形成（第4/4頁）

美國內戰之後，奴隸制最終被廢除，但是種族和民族區隔仍舊存在。尤其是當美國人為了完成自己的“昭昭天命”、自己在地球上的霸權向西部延伸時，美國身份也通過這種方式得到修正和提煉。19世紀末，美國通過美西戰爭的形式嘗試涉水國際事務。在這一時期，盎格魯—撒克遜人在美國的持續主導地位本就遭到一些挑戰，而種族、移民、犯罪和城市問題更是讓情況惡化。這時候，參加過美國內戰的一代已經掌控了政治權力。他們年輕時的經歷使他們頗具智識，但卻並不一定會讓他們或者這個國家對新世紀——所謂的“美國的世紀”——的到來做好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美國在經濟，也許還包括文化層面占據了全球性統治地位，“美國的世紀”才真正開始。

不過，“美國的世紀”卻籠罩在冷戰的陰影中，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又被越南戰爭所主導。在這一歷程中，美國國家的理念產生了微妙的變化。美國的國家故事原先講述的是以種族為核心的公民國家，現在則開始強調被排斥者為挑戰這種排斥所做出的努力。人們開始重新關注美國的文化多樣性，因此，美國一直以來對於公民理想的現實的自滿情緒變得更加復雜。同時，它還強調了美國建國者在起草《獨立宣言》建立的包容性前提。正如林肯所說，通過這一前提，所有美國人，無論祖先來自哪裏，都可以宣稱這個國家“就像寫下《獨立宣言》的那些人身上的血肉一樣”。同樣，在這一背景下，大西洋世界範式不僅可以平息國際世界的恐懼，還可以強調這種公民理想的力量。它突顯出這個國家的邊境不僅容易讓移民進入，也容易讓國際影響力——如果不說是國際勢力的話——滲透進來，並且這個國家在對於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國家主義、區域主義、戰爭、身份、人種、宗教、性別和種族的理解上多麽易變。

當然，直至今日，如何讓這種公民理想與現實相符或者甚至只是相近，仍然是美國面臨的一個緊迫問題。對於這個地理、人口和文化都錯綜復雜的國家而言，這個問題尤其棘手。美國研究普遍對於美國如何輸出自己的民主理想、如何將之強加於美國以外的地區這一問題更感興趣，但有時卻低估了這個國家自身在歷史中為了實現這一理想經歷了怎樣的掙紮。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如果說這個新世界的“巨人”總是發現自己處於一個矛盾的位置上，一邊在海外“傳授民主”，一邊在海外“強求解放”，那麽，美國自己的歷史——不管是在19世紀60年代還是在20世紀60年代——則提醒我們，美國在國內也經常被迫展開相似的過程。與其說這是一種矛盾，不如說這是一種模式，一種在公民與種族、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之間保持平衡的困難行為。在一個似乎想要為他人實現自己仍在奮力爭取的目標的國家裏，這種行為算不上多麽陌生。它所面臨的挑戰、所做出的選擇、所達成的妥協是所有國家都必須思考的問題；在如今這樣一個世界中，傳播幾乎實現瞬時性，所有邊界都可以被打破，移民問題、宗教偏執和種族區隔帶來的挑戰繼續威脅著現代民族國家的穩定，這些問題越發需要得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