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愛國賊”魏忠賢的興衰（第4/11頁）

在這裏我們說一下明朝皇帝理政的程序，朱元璋規定每天上三次朝來處理政務，稱早朝、午朝、晚朝，早上天不亮就朝會，皇帝也須黎明即起，等到太陽出來便散會了。這樣高強度工作，也就朱元璋、朱棣受得了，再往後的皇帝，晚上玩女人，早晨是起不來的，所以早朝就免了，後來連午朝、晚朝也一塊免了。那麽政務誰幹？內閣！因此明朝的內閣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專權。朱元璋、朱棣，自己發號施令，口頭吩咐內閣大學士代筆，內閣學士就像秘書一樣。再往後的皇帝，要麽不懂政治，要麽就不那麽獨斷專行，因此奏折先由內閣大學士看過，拿一張小紙條，寫出他們意見，附貼在奏折上，送進宮裏，再由皇帝看後決定，這在當時叫作“條旨”，就是向皇帝分條貢獻意見的意思，又稱“票擬”，是說用一個小條子（即票）擬具意見，送皇帝斟酌。待皇帝看過，把這條子撕了，用紅筆批下，名為“批紅”，亦稱“朱批”。批好拿出去，這便是正式的聖旨。

但是在內閣與皇帝之間還有一類人，那就是太監，由太監作為過渡，皇帝有事交付與太監，再由太監交給內閣。內閣有事，也同樣送太監，再由太監上呈與皇帝。這樣，太監就能專權了，明熹宗嫌麻煩，自己許多時候不批奏折，叫太監批，魏忠賢就是如此。

看到這有人會問，那你前面寫的明熹宗在寧錦之戰中對袁崇煥的正確指示和主張出兵援朝等一系列軍事指揮，究竟是怎麽回事？這就要感謝魏忠賢了，雖然魏忠賢這個人很混蛋，但是，魏忠賢起碼是愛國的，在事關國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講原則的，絕非賣國賊。凡是遼東重要的軍國大事，魏忠賢一律會交給明熹宗來決策，而明熹宗除了擅長“土木工程”外，聰明的他對於治國理政也是有兩下子的，我們前面已經多次交代明熹宗對於遼東問題的正確批示，而且他對於遼東問題也基本保持著清醒頭腦，天啟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崇煥上奏說皇太極正在請求議和之事，一邊說靠在遼東屯墾戍邊長期相持最終可以讓後金投降，一邊給魏忠賢大拍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為臣成擒矣。況廠臣魏忠賢與閣部諸臣，俱一時稷契夔龍之選，臣所遇非偶，故敢蔔事之必成”（《明熹宗實錄》）。

袁崇煥把魏忠賢比作“稷契夔龍”，稷指的是周文王祖先後稷，他是五帝中帝嚳的長子，中國農耕的始祖。契是唐堯的異母弟，是商湯的先祖。夔龍則是盤古開天辟地時出生的神獸。袁崇煥如此肉麻的吹捧卻沒能讓明熹宗高興。

相反明熹宗訓斥了他一頓，告誡他後金的議和壓根兒不可信：“以朕計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戰未必能勝，勝無輕談也。”

天啟朝最大的戰爭失利，是沈遼之戰袁應泰失守遼陽。而袁應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為之前的督師熊廷弼遭到了文官集團的彈劾，當時魏忠賢還未掌權。遼陽失陷後魏忠賢把給事中姚宗文、魏應嘉、禦史顧慥、馮三元、張修德這些當初彈劾熊廷弼的文官都給辦了，固然有打擊文官集團的私心，但是這些文官誤國，居然把大戰略家熊廷弼的兵權奪了，導致遼東不可挽回的損失，也實在罪有應得。而後魏忠賢立刻支持明熹宗起用熊廷弼為兵部尚書，讓他負責遼東防務。可見魏忠賢還是會用人的，但之後王化貞失陷廣寧，魏忠賢包庇王化貞，殺熊廷弼就不光彩了。

此後，魏忠賢接連支持起用的兵部尚書趙南星、孫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對的，但魏忠賢在邊關大事上還是容忍了這些清流官員。只是後來到了明熹宗晏駕前為了搶班奪權的根本利益，才臨時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這些至少說明魏忠賢也是愛國的，因此，崇禎皇帝在亡國前又想到了這位已被自己賜死的魏忠賢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袁崇煥曾經在一封給明熹宗的奏折裏這樣評價魏忠賢：

魏忠賢對社稷的功勞，是海內外都有目共睹的，也已經刻石勒碑，無需多說。在他分管邊疆事宜的時候，為了消滅外敵，任用了劉應幹、陶文、紀用等人，而抵禦敵人所用的盔甲、兵器、馬匹、懸帳等物品，都是他用自己的家產置辦的，每天都有資助，還對軍需進行資助。正是由於他的幫助，我才能專心從嚴治軍，下屬營中將領官兵才不敢貪贓營私，不敢欺上瞞下，才將務虛改為務實，將假的變成真的，由怯懦變為勇敢，所以才有今天的勝利。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內臣能超過他的。5

雖然有極度誇張的成分，但所有事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出處的，他也的確動用自己的錢來用於遼東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