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統一

盡管1849年革命和改革的努力失敗了，但重新掌權的保守派政權卻十分古怪。雖然他們實行的是極端保守的政治政策，但時不時地和進步的經濟政策相結合。19世紀50年代德國經濟騰飛，煤炭、鋼鐵和紡織產量增長，鐵路也越來越多。1850—1870年，全德的鐵路長度增加了2倍，工人占總人口數的百分比也從1850年的4%增長到了1873年的10%，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1855至1870年間增長了1/3。雖然經濟的發展在1857年的危機後停滯了一段時間，但普魯士的經濟還是有所增長。相比較而言，奧地利的經濟大體上處於停滯狀態，維也納、布拉格、波希米亞等工業中心總體上還不如經濟落後的大片農村地區。此外，奧地利還要在軍隊的開銷上投入大量的預算，以解決意大利和巴爾幹半島的混亂局面。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日益擴大的經濟差異是爭奪日後統一德國主導地位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奧地利試圖拆散或加入關稅同盟，但都失敗了。1865年同盟重新成立，並由普魯士主導，奧地利被排除在外。因此，普魯士能夠從小德意志邦國的市場中獲益，滿足了其經濟發展的需求。雖然這些小德意志邦國在政治上更傾向於支持奧地利，但是在經濟上，他們沒有任何理由退出普魯士主導的關稅同盟。

一方面，各種音樂、體育和文化組織通過節日、射擊比賽、體操賽事和其他集會宣傳德意志文化的整體性；另一方面，跨越邦國國界的政治組織也在不斷發展。1859年德意志民族協會（Nationalverein）成立，雖然它並非政黨，而是一個利益集團，但卻為自由討論提供了一個跨越邦國的平台。在與自由派領導的初步接洽遭到失敗後，德意志工人組成了許多文化和教育組織。1863年，拉薩爾（Lassalle）建立了德意志工人聯合會（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1]）。德意志工人聯合會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任何關系，當時他們還在倫敦，置身事外，並猛烈地批評拉薩爾的國家主義者觀點。更為貼近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是在奧古斯特·倍倍爾和威廉·李蔔克內西的影響下，於1869年在艾森納赫建立的社會民主工黨。盡管剛開始這兩個政黨之間是競爭關系，但在不斷加劇的鎮壓面前，它們於1875年在哥達（Gotha）合並了。這個合並計劃的實施需要對拉薩爾做出許多讓步，遭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激烈批評。讀者也將看到，德國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分歧持續了好幾代人。在統一前，其他正在發展的政治結盟還包括保守派團體，第一輪天主教神職人員的站隊就發生在普魯士、巴伐利亞和其他邦國。普魯士的左翼自由派脫離了組織，於1861年6月組成了德國進步黨。

總體來說，19世紀五六十年代，教育普及率上升，人們對科學的信任和對進步的信心大大增強，博物館、動物園、劇院、美術館等教育文化機構逐漸得到了普及。穩固的中產階級文化深深紮根於高速發展的經濟之中。但文化中仍有一種不確定性，它不僅僅在於懸而未決的統一問題，也關系到民族身份和民族的歷史與未來。這從當時廟宇的建築風格中就可窺見一斑。當時的廟宇建築越來越世俗化，正如同時代宏偉的火車站和浮誇的、類似中世紀風格的銀行和市政大樓，更別提巴伐利亞的瘋子國王路德維希二世那宛如仙境的宮殿了。與此同時，大多數普通德國民眾的生活還是和從前一樣，那些沒有移居到城鎮，也沒有移民到美國的農民，仍然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他們的社區小巧緊湊，通常以當地教堂為中心，很容易意識不到，或者無視國家層面發生的巨變，自然就影響不到他們的日常生活。

圖22 1855年，在柏林莫阿比特的波爾西克（Borsig）公司機車生產工廠。柏林州立档案館州立圖片資料室藏。

發生在1871年的所謂“統一”，更多的是普魯士為了與排除在外的奧地利競爭，對非普魯士的德意志邦國所進行的擴張和殖民，而非任何萌芽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所導致的結果，也並非民族主義的表現。19世紀50年代，奧地利的實力被一系列事態的發展所削弱，包括克裏米亞戰爭以及與意大利的爭端。漸漸地，奧地利將注意力轉向了德意志。然而此時，由於經濟落後，奧地利對普魯士造成的威脅非常有限。19世紀60年代，即便最終的結果早有定論，在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主導下（他從自由派的手中接過民族主義的武器，以解決普魯士的國內危機），兩個邦國之間還是展開了較量。自然，普魯士贏得了勝利。

俾斯麥的父親是普魯士容克貴族，曾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學接受教育，雖然他覺得農村生活十分無聊，但卻為自己的容克身份感到自豪。在短暫的行政官僚生涯之後，俾斯麥成了一名外交官，並在法蘭克福邦聯議會擔任普魯士的代表，在此期間，他逐漸明晰了與奧地利競爭的外交手段。在聖彼得堡和巴黎待過一段時間後，俾斯麥被調回了普魯士，並在一場嚴重的國內憲法危機中被任命為宰相。1850年頒布的普魯士新憲法中包含了以財產稅為基礎的三級表決制。在選區中繳納第一等財產稅的少數富人，在普魯士議會的選舉中占有選舉團1/3的選票，繳納第二等財產稅的人（人數稍多，但仍舊是少數）控制了另外1/3的選票，而財產幾乎為零並只繳納最少財產稅的大多數人只能占據最後1/3的選票。因為選舉權是以選區為基礎，再按相對財富進行分配的，這就確保了容克貴族在人數較少的選區中的利益，雖然他們比柏林的中產階級還要窮得多。這種帶有傾向性的代表制度讓保守的普魯士容克貴族在政治中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在後續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這一制度並沒有改變，這樣就保護了這個經濟上不斷衰落的階級，直到1918年德意志帝國解體。不過，19世紀50年代，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三級表決制也為擁有財產的自由主義中產階級帶來了越來越大的選舉影響力。從1860年起，國王和議會一直在普魯士軍隊的改革問題上爭論不休。當時的普魯士軍隊由馮·羅恩伯爵（Albrecht von Roon）領導。自19世紀初期最後一次軍隊改革之後，人口快速增長，所有人一致同意需要再次改革軍隊。但自由派反對將中產階級控制的民兵組織（Landwehr）降級的提議，並且想把服役年限由3年縮短至2年。自由派內部在讓步的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而剛成立的進步黨則堅持認為，任何整頓都必須獲得議會的同意。從1861年12月的議會選舉到1862年5月的議會選舉，進步黨的席位從110增加到了135，成為普魯士議會的第一大黨，從而使議會和國王的矛盾演變成了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