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八六六年秋，一位奧地利某將領的侍從武官，在維也納市中心薩赫飯店（Hotel Sacher）的熟食店，動手打了一名俄國外交官。那一年，普魯士、奧地利這兩個向來相互支持的國家，打了七個星期的戰爭，最後以那年七月的柯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之役，普魯士將奧地利打得無力再起，實質性地結束了這場沖突。而在這場為時不長的戰爭中，俄國一直作壁上觀，看它的兩個大國級對手廝殺。就是因為這個俄國官員暗暗嘲笑奧地利兵敗普奧戰爭，令這位侍從武官大為惱火，於是對他揮拳動粗。

薩赫飯店那場扭打升級為國際事件，引發俄奧即將一戰的揣測。即便後來的發展表明這些傳言是假，卻間接表示奧匈帝國雖潰敗於柯尼希格雷茨，但該帝國和其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者仍有可能打算獨力與俄國在戰場上一較高下。

但到了一九一四年，已不再有這可能。那時，奧地利是與匈牙利合組的二元君主國的一部分，已淪為巴爾幹強權，只能與意大利爭奪“最小大國”的蔑稱，且和奧斯曼帝國一樣有可能從大國俱樂部被徹底除籍。這一令人瞠目結舌且快速的轉變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就和奧地利最後一場戰爭（從頭至尾一場慘烈、魯莽的大敗）的過程一樣有趣。

要探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必然要從維也納開始。吞噬歐洲和世界的大火，就在那裏點燃，然後往四面八方擴散。這場慘絕人寰之戰爭的遠因、近因，都可歸於哈布斯堡家族的奇特世界觀和其難以駕馭的中歐領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近因，公認是哈布斯堡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在一九一四年六月遭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加夫裏洛·普林齊普（Gavrilo Princip）暗殺後爆發的七月危機。奧匈帝國懷疑有俄國當靠山的塞爾維亞政府是這一暗殺陰謀的幫兇，在此一猜疑的推波助瀾下，緊張情勢於七月節節升高，終於在八月爆發戰爭。一戰的遠因包括帝國主義——歐洲列強、美國、日本——對以亞洲和非洲境內為主的新市場、原材料、海軍基地的爭奪；另一個遠因是相抗衡之同盟體系的存在——英法俄的三國協約和德奧意的三國同盟。

這些同盟體系本身就充滿危險因子，一旦配上侵略性的戰爭計劃、靠強制征兵建立的大軍、現代軍備（無畏級戰艦、急射野戰炮、高爆彈、機槍），危險性更暴增。事實上，始於一八九〇年代的歐洲軍備競賽，也是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有力推手。一九〇五年，德國出爐施裏芬計劃（Schlieffen Plan），以迅速動員德國、奧匈帝國軍隊用於攻勢作戰，並招來法國、俄國推出同樣咄咄逼人的戰爭計劃作為響應。一八九〇年代即開始的陸海強大軍事工程，賦予這些計劃堅實的武力後盾，使本已詭譎兇險的一九一四年更為詭譎兇險。

在此期間彌漫歐洲的普遍反動心態，也是一戰爆發的推手。歐洲的心臟地帶被喜怒無常、心態保守的君主國（俄、德、奧匈、意）宰制。沒有自由主義政府作為安全閥，這些政權惴惴不安地看待當時的新政局、新文化、新作風。誓言廢除君主制的社會主義黨，一九〇六年成為德國國會裏的最大黨，促使至少一名德國將領呼籲打“一場痛快的戰爭以終結到處可見的混亂”。俄國、奧匈帝國和意大利境內的保守派持類似看法，英國、法國的保守派亦然。戰爭將使當權者可以名正言順戒嚴、痛擊工會、鎮壓“顛覆性”政黨；也將強化國家戰力，掃除社會中的廢物，削弱物欲和色欲，重振愛國精神。對於這場隱隱然即將降臨的慘烈戰爭，最後將造成一千六百萬人死亡、兩千一百萬人受傷的戰爭，他們竟如此天真以對，至今仍令人費解。

這場塗炭生靈之戰爭的爆發，奧匈帝國扮演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角色。如今常有人主張，由於盟友奧匈帝國的虛弱，德國才刻意且吊詭地加速這場戰爭的爆發。身兼政治家和史學家兩種角色的丘吉爾，指出此荒謬而危險的狀態，即“歐洲的榮耀與安全竟系於其最薄弱的環節上”[1]。身處於現代“民族主義時代”，奧地利正逐漸解體。奧匈帝國是個基本上屬封建性質的大國，有十余個民族生存其上的帝國版圖，乃是十六世紀時拙劣拼湊而成，然後受到想建立聯邦、自治或獨立的轄下諸民族攻擊，這帝國踉踉蹌蹌走進二十世紀。

德國對奧匈帝國未來發展的不安，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之一。丘吉爾則在其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東部戰線歷史的著作中，稱這可能是唯一原因：“這一惡性且致命的衰退，使人類的和平與文明取決於交替肆虐哈布斯堡君主國的解體過程和短暫復蘇時期。”[2]一九〇五與一九一一年德國人為摩洛哥問題幾乎與法國、英國開戰，卻見到奧地利人最後臨陣退縮，於是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機爆發時，德國人把這視為在這君主國還未因其內部分裂對立而垮掉時，或尚未遭周遭的泛斯拉夫強權俄國、塞爾維亞吞並前，使奧匈帝國振衰起敝的最後和最佳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