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印刷機統治下的美國（第4/5頁）

阿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不是唯一驚嘆於美國印刷業的外國客人。19 世紀中，很多英國人來到美國想親自看看殖民地的變化，這裏高度而廣泛的文化普及率給他們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時，他們還為另一個現象所嘆服，那就是演講廳的普及。在這些演講廳裏，程式化的演講為鉛字傳統提供了持續鞏固的手段。很多這樣的演講廳起源於“學園運動”——一種成人教育形式。據說這個運動是由一個新英格蘭的農夫發起的，其目的是傳播知識、推行普通學校、設立圖書館以及建立演講廳。1835 年前，在美國的 15 個州中有 3000多個演講廳，但大多數都在阿勒格尼山東部。到了 1840 年，一些邊遠地區，如衣阿華州和明尼蘇達州，也出現了演講廳。英國人阿爾弗雷德·巴恩在進行了一次長時間考察之後，於 1835 年寫了一份報告。“幾乎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演講廳，”他說，“在辛苦勞作了一天之後，年輕的工人、疲勞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約而同地湧進擁擠的演講廳。”巴恩的同鄉約翰森在史密森學會聽過講座，他“發現演講廳裏通常有 1200 到1500 人”。在那些演講的人中有當時一流的知識分子、作家和幽默家(他們同時也是作家)，如亨利·沃德·比徹、霍勒斯·格裏利、路易斯·阿加西和愛默生(他的演講報酬是 50 元)。馬克·吐溫在他的自傳裏，用兩章的篇幅描述了他作為“學園運動”巡回演講員的經歷。“1866 年我開始在加利福尼亞和內華達演講，我在紐約演講過一次，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講過幾次；1868 年我參加了西部巡回演講的全過程；在此後的大半年時間裏，我還參加了東部巡回演講。”很明顯，愛默生得到的報酬是很低的，因為馬克·吐溫提到，有些演講人在鄉鎮演講的報酬是 250 元，在城市裏則要提高到 400 元(按照現在的標準，這相當於一個退休電視播音員演播的價格)。

所有這些例子都表明，從一開始到 19 世紀，美國比任何一個社會都癡迷於鉛字以及建立在鉛字基礎上的演講術。這種情形的造成只有一部分是受新教傳統的影響。理查德·霍夫斯塔特[8]提醒我們，美國是一個由知識分子建立的國家，這在現代歷史上是罕見的。他寫道：“這些開國元勛都是智者、科學家、學養高深之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精於古典學問，善於借助熟知的歷史、政治和法律來解決當時緊迫的問題。”這樣的人建立起來的社會是不會朝別的方向發展的。我們也許甚至可以說：美國是由知識分子建立起來的國家，我們用了兩個世紀和一次傳播革命來改變這種狀況。霍夫斯塔特對於美國公眾生活中的這種反知識分子的努力有過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是他也承認，他分析的重心扭曲了事實的全貌，這就像原本要寫一部美國經濟史，但重點卻放在了破產史上一樣。

鉛字在公眾話語的各種舞台中產生的影響是持久而強大的，這不僅是因為印刷品的數量，更重要的是因為它的壟斷地位。這一點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特別是對於那些不願承認過去和現在的媒介環境存在重大差別的人來說。有時我們會聽到有人說，如今的印刷品遠遠多於過去，這無疑是對的。但是從 17 世紀到 19 世紀末，印刷品幾乎是人們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時沒有電影可看，沒有廣播可聽，沒有圖片展可參觀，也沒有唱片可放。那時更沒有電視。公眾事務是通過印刷品來組織和表達的，並且這種形式日益成為所有話語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標準。印刷文字，特別是說明文的線性結構的影響，四處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響著人們說話的方式。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寫道：“美國人不會交談，但他會討論，而且他說的話往往會變成論文。他像在會議上發言一樣和你講話，如果討論激烈起來，他會稱與他對話的人‘先生們’。”這種奇怪的現象與其說是美國人固執的一種反映，不如說是他們根據印刷文字的結構進行談話的一種模式。既然印刷文字的讀者是非特指的，那麽托克維爾這裏指的談話無疑正是一種印刷文字式的口語，在口頭話語中它表現出多種形式。例如，在布道壇上，布道者用一種莊重的語氣讀出書面準備好的講稿，語氣中充滿“關於神性的客觀分析，並希望將這種神性通過自然和自然法規揭示給人類”。即使在信仰復興運動向自然神論者的這種冷靜分析提出了挑戰時，充滿激情的布道者仍然還是使用一種能輕易轉換成書面語言的演講術。在這些布道者中最有魅力的是喬治·懷特菲爾德，從 1739 年開始，他在美洲各地廣為傳道。在費城，面對上萬名聽眾，他向他們保證，如果拒絕了耶穌，他們將身陷永久的地獄之火。這番話令眾人驚恐不已。本傑明·富蘭克林親耳聆聽過懷特菲爾德的演講，他隨即決定成為其出版人。很快，懷特菲爾德的日記和布道詞便由費城的富蘭克林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