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鄉音無改鬢毛衰

時 間：2015年8月23日

地 點：台北信義區挹翠山莊某宅

訪談者：定宜莊

[訪談者按]2015年8月23日，當我與東老相約要到家中探望他們的時候，正趕上2015年的第14號台風“天鵝”與台北擦肩而過。台風過後必有豪雨，那天的豪雨是從一早就下起的。東老著急，給我打了好幾個電話，一會兒要親自到捷運的市府站去接我，一會兒又囑我等到雨稍停歇再出發，好在台北的馬路久經考驗，並沒有像北京那樣一到了下雨就“看海”的程度，而台北的出租車司機也非常友善。

此次拜望東老，對於再做一次正式訪談，我並沒抱太大希望，畢竟東老已經93歲，梁昭阿姨也已經92歲了，我只是想去探望他們，就像是去探望自己數年未見的家中長輩，想與他們嘮嘮家常而已，看到他們仍然身體健康，精神健旺，已經十分高興。而東老讓我拿出錄音筆，說想與我好好聊聊，而且一聊就是不間斷的幾個小時，就真的讓我喜出望外了，於是我便對二老做了這場將近三個小時的、認真的訪談。而這場訪談距2004年為他們做的第一次口述，已經過去了整整11年。

其實這11年中我與東老夫婦的聯系一直未曾中斷，或是他來京小住，或是我去台北開會訪學，我總會抽時間與他們見面。也正因如此我才發覺，在我為他所做的第一次口述中，他講述的那些往事，僅僅是他人生的冰山中浮出水面的那一點點，我想往下探究，卻往往以無果告終。

在他未曾提及的諸多往事中，有很重要的一段，就是在他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在北京也就是當時的北平參加抗日殺奸團的經歷。在我為他做的初次訪談中，他對這段經歷未置一詞。直到訪談做過3年之後，2007年7月東老來京探親，我才初次聽他說起這段經歷。那天他打電話說要見我，見面後便遞給我一份有關“抗日殺奸團”的打印文件，名為《抗日殺奸團簡史》(東老將其簡稱為“抗團”)，說是他自己寫的。

參加抗團時，東老剛上初中，雖然抗團的成員都非常年輕，但他也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1940年北京的抗團被日軍襲擊，他也被捕了，就關在位於北新橋的炮局。注144東老說，他被捕過兩次，第一次被關了一年，這在他給我的那份資料中有記。第二次查出他的時候他已經在監獄，所以刑滿後就把他放了，出來之後他就去了重慶。我於是知道了訪談時他說的去重慶，是什麽樣的背景。

他說那時候無所謂共產黨、國民黨，都是愛國而已。但我再追問，他便不再說。他甚至絕口不談他在抗團的活動。在他給我的那份文件中，凡與他本人有關的內容，也都被他統統抹去，讓人看不出痕跡。唯一留下的，是他們被捕後的1940年11月24日日本軍法會議對他們的判決，在被判處一年徒刑的名單中，有他的名字。我一直不清楚他為什麽不願說，而不願說又為什麽把這份文件給我，又不好深問。至於他是在什麽時候、用了多少時間，寫的這篇近三萬字的稿子，他也不說。

又過了一年，到2008年的盛夏，有天東老又給我打電話，說他又來北京了，想見見我，我說能否等我下周二下班之後再去，因為我的單位離他住的地方很近，而我家卻很遠。他躊躇了一下，說是不是周末就去，還讓我帶上錄音筆——我以為他會講很多故事，於是欣欣然趕去，可是，卻仍然沒有。

那天的北京，天氣像一年前一樣悶熱，東老說他剛剛從天津趕回來，他專程去天津，就是去看當年抗團的那幾個朋友，他說這些人幾乎死光了，他既然是最小的，那其他人還有幾個能活著啊。而我隱然感覺，他這兩次回京，就是為抗團之事而來的。當我再次問他為什麽將書裏邊與他有關的內容抹去時，他說：“又不是什麽好事！”我說怎麽會不是好事呢？抗日難道不是好事嗎？他說抗什麽日，那時候就是血氣方剛。我說可是他們侵略中國，殺了那麽多人啊，他不吭氣。

這難道真的就是東老對他少年時代參加抗團一事緘口不談的理由嗎？可如果是這樣，他又為什麽在80多歲的高齡、在如此炎熱的天氣下，不辭辛苦地往返於台北、北京和天津之間，寫出那麽一篇為抗團申辯的文章呢？

東老在文章的後記中寫道，他寫此文的目的就是紀念為此犧牲的同志，因為他們的孤魂仍遊蕩在荒野，希望他們在此得到安息。他一再強調，把抗團說成軍統的外圍組織是不正確的，有必要更正，否則那些為抗日而犧牲的同志，死得不明不白，甚至對活著的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