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記服裝企業家印常榮 金寶森

［訪談者按］金寶森先生是印嘉佑先生的姐夫，也就是印常榮的女婿。印嘉佑的姐姐名印麗雅，在印嘉佑先生的口述中對她的情況有比較具體的講述。

金寶森先生這篇文章發表在由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寫、北京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後的北京滿族》一書中(321—326頁)，對於印常榮先生的情況，與印嘉佑的敘述略有參差，而以印嘉佑先生所述更為平實坦率，可互相參照。這裏截取的，是金先生文的一部分。

印常榮，字華亭，滿洲鑲白旗明輝佐領下，薩克達氏。父親薩克達德山，幼年讀書，成丁後，被挑選為馬甲養育兵，就讀於國子監，成為候補天文生。成家後，由於錢糧極少，只好去私塾訓蒙。但仍難以養家糊口，遂棄學而從事手工勞動，在家中制做旗人婦女使用的“兩把頭”，拿到花市、隆福寺、護國寺等地擺攤售賣。辛亥鼎新後，因“兩把頭”無人使用，改做絨絹紙花，以為贍家之計。

常榮家從清兵入關後，世居北京。他於1903年出生在崇文門外東花市大街南小市口內中國強胡同棗樹院1號。常榮幼年失恃，1911年繼母生弟常慶，1925年再繼母生弟常祿。常榮幼承父訓，頗諳滿族禮儀，友愛兩幼弟無間，直至逝日。

常榮8歲開始讀書，12歲小學四年級畢業。此期間，歷經辛亥鼎革與家庭變化，首先改變了姓氏。薩克達系滿語，漢譯為祖或老，其父唯恐余人接交互通姓氏時有不恭之嫌，乃以其祖名之第一字為姓，改薩克達為印。其次，家庭經濟日益困頓，被迫輟學，習做絨絹紙花貼補家用。軍閥混戰，市面蕭條，小本生意也無法維持。16歲(1918年)經人介紹，到東單牌樓三條內官場胡同31號，寧波人開設的周記女服店內學徒。由於他聰穎好學，肯吃苦，誠實勤樸，頗得師父師母及師兄之歡心，技藝長足進步，三年零一節的學徒期未滿，就已開始接細活了。20歲(1922年)出師後，按店規必須留在店中工作三年。一次意大利外交官夫人晚上送來一塊紗料做禮服，翌日8時要穿，常榮以其精湛技藝，全憑手工縫制，一夜完成，準時送到，無論裁剪樣式或做工，均屬上乘，使該夫人十分喜悅，贊不絕口。除為師父掙來高報酬與信譽外，他本人也得到該夫人10銀圓的“賞”，這10元約合10袋“洋白面”。不久就升到裁剪長工人了。一時名噪京華，許多婦女服裝行業爭相高薪聘請，1926年轉至東城幹面胡同內東石槽胡同朱記女服店任技師。1930年，二弟常慶、表弟王崇武均已學徒出師。三人合作，在東四牌樓炒面胡同內，設立“華茂女子服裝手工局子”。 三人自己攬活自己做。由於手工精細，恪守信譽，活源不斷。當時東交民巷為使館區，印常榮就到各國使館內搜攬活計，多為來料加工。背回來料子，做成後再背送回去，十分辛苦。

為了積累資金，三個人的收入全不交家，家中仍靠做絨絹紙花糊口。到1931年，全家由棗樹院遷到朝陽門內貴人關胡同，家眷遂從事拼接毛皮手工活，為了協助業務的開展，全家都投入到了服裝業勞動之中。

1931年7月，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了東四牌樓南大街157號和158號房產(即後來的“波緯服裝店”和“春風理發館”址)，開設了“華茂女子服裝店”，這是北京第一家由滿族人經營的女子服裝店。印常榮任經理，印常慶和王崇武任副經理，同時都參加裁剪勞動。隨著業務的發展，逐步招收工人和徒弟，最多時，前櫃(量尺寸、收活)和後櫃(裁剪、縫制)共有60多人。每年純利可達5000元。除他們三人和工人領取的固定工資外，其余全部投入擴大再生產。到1937年，華茂女子服裝商店的發展已初具規模，在北京市已有相當聲望。1938年，印常榮安排二弟常慶在天津市大沽路27號開設了天津華茂女子服裝店(1953年9月遷到和平路346號，於1955年7月公私合營)。常榮被選為北京市西服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服裝行業業務蕭條，苛捐雜稅數不勝數，屢遭日偽特務的敲詐勒索，被扣上“經濟犯”的罪名，一次罰款多達3萬元，相當於全部資金的一半以上；鐵路局北京站又無故扣留了從上海購進托運來的一大批呢絨皮貨，致使店鋪瀕臨倒閉。

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大員、投機暴發戶很多，他們生活極奢侈，服裝行業的業務有所好轉，女服業則出現“繁榮”景象。其表弟王崇武自認有實力，即拉部分職工從華茂分出，另行開設了“霓裳女子服裝行”。印常榮以百兩黃金投資於王府井大街東華西服店(後更名為泰來西服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