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隨著全球史在我國史學界影響的擴大，國內學者對全球史鼻祖之一威廉·麥克尼爾的史學思想和成就已有不少論述。[1]譯者在此從美國世界歷史教學角度介紹麥克尼爾的一些學術經歷和貢獻，以及本書的價值所在。

威廉·H·麥克尼爾1917年10月31日出生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區的溫哥華，其父詹姆斯·T·麥克尼爾（James T.McNeill）是一位神父兼歷史學家。1927年，麥克尼爾一家遷往美國芝加哥。威廉·麥克尼爾於1938年和1939年相繼獲得芝加哥大學學士和碩士學位，1947年獲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此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歷史系，1957年晉升為教授，1961~69年擔任芝加哥大學歷史系主任，1987年退休。

19世紀初，美國就有少數高中開始教授所謂“通史”，但其內容主要是《聖經》歷史、古典神話等，歐洲中心論、宗教和種族主義色彩比較濃厚。第一次大戰期間，美國國防部“特訓教育委員會”號召全國高等院校以知識和資源為國防服務。許多大專院校設立“特別軍事訓練營”（簡稱“SATC”），培訓招募而來的赴歐作戰新兵。到1919年10月，全美共有540所大專院校開設了這門課程，為SATC培訓了12.5萬名新兵。一戰結束後，將近一半參與該計劃的學校決定繼續開設並完善這門課程。1919年，哥倫比亞大學把這門課程改造成“當代文明導論”，其核心內容是一戰後的國際關系以及美國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的新地位。到1926年，美國已有34所大專院校采用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文明史課程（有的改名為“西方文明史”），後來幾乎遍及美國所有大學。應該說，西方文明史是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世界歷史教學課程。[2]但是早在40年代，美國的世界史教學先驅斯塔夫裏阿諾斯等人就意識到西方文明史課程的局限性：它只是關於歐洲的歷史。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的珍珠港。受到戰爭的刺激，美國“空前地關注整個世界”。美國總統的高等教育委員會隨即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由它起草了一份美國高中和大學教授亞洲歷史的備忘錄。該委員會認為，一個受過教育、希望積極有效地承擔社會責任的公民應該知道世界的發展以及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3]1952年，斯塔夫裏阿諾斯在西北大學開設了一門世界歷史課程，他回憶第一次思考世界歷史課程時說:“朝鮮戰爭期間，當我們的眾多學生離開校園前往遠東，而對將要面對的世界幾乎一無所知時，我就感到需要開設一門全球視野的歷史課程。”[4]1957年蘇聯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之後，美國社會普遍感到需要了解非西方文化。次年美國頒布《國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1958年，美國聯邦政府、大學、教育領域的私人基金會都認識到，外語教學、國外的地區歷史和文化研究都能為加強美國國防服務。在這個時代大背景下，斯塔夫裏阿諾斯設計了一門全新的世界歷史課程，選課對象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

1963年，威廉·H·麥克尼爾出版《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的歷史》，史學界一般以此作為全球史誕生的標志。1964年，麥克尼爾在芝加哥大學開設“世界歷史課程”，為此他於1967年出版《世界史》作為該課程的教材，這就是本書的第一版。正如本書作者的兒子、歷史學家約翰·R·麥克尼爾在序言中所言，《世界史》就是《西方的興起》的教材版。麥克尼爾的世界歷史教學還與1954年創辦的美國科羅拉多空軍學院有關。《西方的興起》出版後，該學院的歷史系不僅采用它作為世界歷史課程的教材，而且系主任薩拉上校還邀請麥克尼爾提供教學建議。所以一位美國全球史學者說，“20世紀60、70年代，教授世界歷史就是教授斯塔夫裏阿諾斯或者麥克尼爾（的教材）。”[5]1982年，科羅拉多空軍學院承辦“世界歷史教學會議”，150多名大中院校的世界歷史教師與會，規模大大出乎舉辦者意料。麥克尼爾在主題演講中諄諄告誡年輕歷史教師，“如果你試圖教授世界歷史，那麽你將發現它是能夠被教授的。”[6]這次會議推動了美國“世界歷史學會”的創建和美國《世界歷史》雜志的創刊（1990年）。

有趣的是，美國兩位世界史的先驅人物斯塔夫裏阿諾斯和麥克尼爾有過幾段交往插曲。斯塔夫裏阿諾斯早麥克尼爾4年出生於溫哥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塔夫裏阿諾斯在華盛頓的“戰略服務辦公室”擔任情報分析員，專門分析來自希臘的情報。1948年，麥克尼爾受命審閱一份關於希臘內戰的文章，這正是斯塔夫裏阿諾斯提交給《斯拉夫人和東歐評論》的論文。麥克尼爾不同意文章中的許多判斷，於是編輯請他寫一份報告，陳述自己的觀點。1949年《斯拉夫人和東歐評論》同一期發表了他們的論文，而且兩人的觀點針鋒相對。後來，麥克尼爾在芝加哥大學教授“巴爾幹半島通史”，使用的教材，就是斯塔夫裏阿諾斯的《1453年以來的巴爾幹史》。1946年斯塔夫裏阿諾斯開始任教於芝加哥市的西北大學，而1947年麥克尼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這兩所大學在芝加哥城裏互相競爭，但是兩者的歷史系教師每年都有一次聚會。麥克尼爾和斯塔夫裏阿諾斯雖然認識，但是互相保持著一定的戒心。直到有一年卡耐基基金會批準分別資助他們，由於工作人員疏忽，把他們兩人的信件和信封裝錯了，雙方才知道對方也在撰寫世界史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