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百萬黃金大挪移（第2/3頁）

喬治·維恩為什麽會知道？

因為當時《字林西報》的辦公樓，就在上海外灘緊鄰中國銀行的上海和平飯店樓上，整個運送黃金的過程，喬治都看得一清二楚。聯系到國民黨當時在淮海戰役上的頹勢，他立刻就得出了自己的判斷。

第三天，《申報》轉發了這個消息。

這個消息一公布，整個上海的金融市場立刻陷入了大恐慌。

蔣經國上海“打虎”失敗後，原本被政府寄予厚望的“金圓券”在短短半年裏已貶值為原來的五百分之一，政府已經把黃金偷運走了的消息，再一次引發了老百姓的擠兌狂潮。1948年12月24日，上海等待擠進銀行的市民情緒失控，引發大規模踩踏事件，最終7死50傷，造成轟動一時的“黃金擠兌慘案”。

於是，在喬治·維恩發布消息後，官方立刻“辟謠”，並對這名英國記者施行逮捕，並且迅速審判判處死刑。還好喬治的夫人通過香港外國記者協會主席直接找到蔣介石求情，才使喬治僥幸逃過一死。

但紙包不住火，國民政府偷運黃金去台灣一事，其實已成了公開的秘密。“金圓券”由此開始了一路狂瀉的行情：1948年8月“金圓券”剛發行時，2元“金圓券”能換1塊銀元；1949年1月，1000元“金圓券”才能換到1塊銀元；1949年4月，1000萬“金圓券”都兌不到1塊銀元；1949年6月，5億元“金圓券”才只能兌換1塊銀元。

政府信用垮台，上海市民開始瘋狂擠兌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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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偷運黃金的過程中，有沒有人試圖阻止？

答案是有的。

黃金是整個國家的財產，蔣介石要運走黃金，也得“合法”才行。為此，蔣介石當時想出的辦法，是以軍費名義調撥預支國庫剩余黃金。

當時的財政部部長徐堪就是反對這樣做的，只是在蔣介石派人施壓後，他很快轉為默許。

接下來反對的人叫劉攻蕓。1949年1月21日，內外交困的蔣介石宣布人生中的第三次“下野”，央行總裁俞鴻鈞也隨即去職，接替總裁位置的是劉攻蕓。

劉攻蕓當時是不贊成運出黃金的，他采取的辦法就是一個字——拖。但蔣介石讓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聯勤總部總司令郭懺三和軍需署長吳嵩慶一道拜會劉攻蕓，再加上俞鴻鈞在一旁極力勸說，最終說服了劉攻蕓同意交出國庫剩余黃金和銀元。

但因為劉攻蕓在這件事上“拖拖拉拉”，由此失寵於蔣介石，最終只能去了新加坡養老。

付諸實際行動的，是央行稽核專員黃競武。黃競武是著名教育家黃炎培的兒子。當時，黃競武已被發展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的黨外人員。根據安排，黃競武一方面監視上海國民黨密運黃金行動，一邊發動上海各界制止金銀外運，還與銀行職工聯合發動罷工拒運，並策反國民黨財政部所屬的稅警總團“棄暗投明”。

5月12日，因為泄密，黃競武在自己的辦公室被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逮捕，在獄中備受拷打後，於5月17日在監獄內被活埋。

黃競武

當然，同樣希望阻止黃金被偷運的人，還有蔣介石“下野”後的繼任者——李宗仁。

但是，“代總統”李宗仁知道這事情時實在太晚了。1949年2月17日，就職代總統位置快一個月的李宗仁突然發現，國庫的黃金已經被搬了個底朝天，立刻嚴令央行總裁劉攻蕓不許再運出去一塊金子——劉攻蕓沒有回復。

然後，李宗仁又致函台灣省主席陳誠，要求把運過去的黃金運回來——陳誠是在病中被蔣介石火速派往台灣擔任主席的親信中的親信，又怎麽會聽從李宗仁？陳誠立刻回函：“此事歸屬央行關系啊，請找央行協調。”

李宗仁再找劉攻蕓，劉攻蕓這次倒是回復了：“黃金現在已經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運出去。”

李宗仁甚至還抱著一絲幻想，致函給蔣介石，蔣介石後來在自己日記中寫道：“李、白[1]運動立委，擬將台廈現金運回支付政事，期以半年用光了事，這種卑劣陰謀，不惜斷送國脈民命。”

被運走的黃金，最終還是沒能運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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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蔣介石最終運到台灣多少黃金？

由於蔣介石行事機密，外加分三次運輸，所以出現過多個版本，從100萬兩開始到數百萬兩不等。

按劉攻蕓記錄在案的數字，蔣介石當時從大陸運走的純金大概是294萬兩左右。

而另一個版本來自吳興鏞，他是時任國民黨聯勤總部副總司令的吳嵩慶的兒子。

吳嵩慶全程參與蔣介石的運金過程，並一度被稱為蔣介石的“白手套”（當時核對賬本後發現，蔣介石為自己留了個80萬兩黃金左右的小金庫沒有入賬，用來支付各種軍需費用）。吳興鏞在研究了父親大量的資料和日記後得出的結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