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祿秩的伸展與“吏”群體之上升

上一章第一節提供了一幅戰國秦漢祿秩序列“縱向伸展”的圖景，它對認識此期的政治行政演進，有何意義呢？本章對此提供進一步的闡述。

祿秩序列的高端不斷向上延展，其背景就是戰國秦漢間“吏”群體的扶搖直上。前人敘述戰國官僚制發展，往往只把“士”看成新式官僚的來源；而我們則特別強調，此期作為新興專業吏員的“吏”的崛起，具有同等的重要意義。祿秩的性質可以確定為“吏祿”，也就是說，它是面向“吏”的，是針對專業吏員的等級管理手段。

具體說，祿秩的縱向伸展，包括著一個高端由簡而繁、低端由繁而簡的變遷趨勢，這樣祿秩序列的重心，就由此上移了。祿秩序列的重心上移，意味著祿秩管理手段所針對的官員層次在向上伸展。論定祿秩是“吏祿”，又在於祿秩所針對的是“吏職”。早期采用祿秩的官職是哪一些呢？雖在史料中只能看到“官”、“吏”、“令”等等泛稱，但分析可以顯示，那些官職大抵都屬“吏職”。（在一段時間中，大量非“吏職”的官職不用祿秩。這個現象，將置於本編第四章以後專門敘述。）在這裏，戰國秦漢間“卿”概念的變遷，可以提供某種啟示。秦漢諸卿，不少是由較低的吏職上升為“卿”的；而且它們是先升至二千石之秩，然後才有“卿”之名。這種“以若幹石為卿”的做法，意味著職能重要性是“卿”的標準，從而與周爵公卿大夫士中的“卿”，意義大不相同了。

一　祿秩的伸展與“吏”群體之上升

由第一章第一節所提供“祿秩序列變遷表”可以看到，從戰國到漢初，較細密的段落是祿秩序列的低端。在這個段落中，除了後世仍在沿用的以“百”為差的秩級，如二百石、三百石、四百石、五百石、六百石等等之外，還存在過五十石、一百廿石、一百六十石、二百五十石那樣帶零頭兒的秩級。這些細碎的秩級，後來銷聲匿跡了，序列的低端遂由繁而簡。

戰國秦漢祿秩序列的變化，在漢成帝前是由簡而繁、秩級越來越多，而且主要體現在高端秩級的增加之上，如二千石一秩繁衍為四秩，禦史大夫、丞相變成了獨立的秩級。當然，秩級增加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比秩”出現了，它使秩級翻番。但在目前，我們可以把“比秩”暫時排出視野，請比較《秩律》和漢成帝時的祿秩序列：

漢初呂後時期《秩律》所見秩級：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五十石、一百六十石、一百二十石。

西漢成帝陽朔二年之前，21個秩級中的非比秩的秩級：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

《秩律》有11個秩級，而西漢中期的祿秩序列，若排除比秩，也是11級。可見經歷了高端趨繁和低端趨簡之後，秩級沒多沒少，所增所減互相抵消了。

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在祿秩發展早期，其高端的秩級闕如或較簡，而低端相對細密，這就使序列密度呈“重心偏下”之勢。在先秦我們只找到9個由“若幹石”構成的秩級，最高秩是千石。盡管事實上可能存在更多秩級而史料未見，但《商君書》中的“千石之令”，在商鞅變法後的一段時間中，大概就是最高秩級了。可見在這時秩級的序列更短、重心更低。由此可以推斷，先秦祿秩主要面向中下級官吏，在管理高級官職上作用有限。

一般說來，級別越高、薪俸的級差就越大，這是官階安排之通例。這裏有個人力資源管理法則：級別越高、則官職數量越少，升遷可能性也就越小，所以就得拉大薪俸的級差以構成激勵，不然斷了升遷的指望又多掙不了錢，就會影響士氣(1)。九品官品的一二三品只有“正、從”而無“上、下”，四至九品的段落則既有“正、從”又有“上、下”，後六品的密度是前三品的一倍，也呈上疏下密之勢。那麽，祿秩萌生期其低端較密，是否可以用這個規律來解釋呢？我的看法是：有一定關系，但不那麽簡單。因為僅此解釋不了此後祿秩的高端趨繁，低端趨簡，所以還得繼續找原因。我們提供這樣一個認識：在祿秩萌生期，其序列的哪一段落相對細密，就說明祿秩主要是針對哪個官吏層次的。

秦漢祿秩以“若幹石”的俸額定等，這跟周爵、跟九品官品都不一樣。這因為祿秩源於周代的胥吏“稍食”。“稍食”以食定等，是一種幹得多吃得多、幹得少吃得少的等級。戰國來臨後，世道變了，官僚制化運動在迅猛推進，“吏”的地位開始上升，其時的等級管理體制，顯示了新舊過渡的性質。《荀子·榮辱》中有一段闡述，先論“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又論“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荀子·強國》又雲：“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簡言之：等級高端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是“士大夫益爵”；等級低端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是“官人益秩”。上端以“爵”，保留了更多周代等級傳統；下端以“秩”，則是新興吏員的等級段落。由此就能知道為什麽戰國祿秩的序列偏低了，那是因為“爵”依然壓在它的上頭。低級吏員的等級管理早早就“官僚化”了，高官的等級管理則還保留著貴族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