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祿秩的伸展與“吏”群體之上升（第4/9頁）

諸廄　泰廄丞印　章廄　宮廄丞印　中廄丞印　左廄丞印

右廄丞印　小廄丞印　禦廄丞印　官廄丞印　下廄丞印

家馬　下家馬丞　騶丞　走士丞(14)

上述這些“令”，或由“丞”而反映出的“令”，從《秩律》及《漢表》中的類似官職看，其秩級在五百石、六百石、八百石、千石之間。他們全部都是職能性官職。其數量如此眾多，一定有一個發展過程，西周春秋的職官中還看不到多少“令”呢。“令，發號也。”(15)“令”是發號施令的權力。還有人說“令”是以“口”命“眾”的意思(16)。甲骨文有“王大令眾人曰協田”，金文中“令”又通“命”，例如“冊命”。君主在冊命禮上向官員賦予職責，後者由此“受命”。“令”不是品位，而是職名，其職名結構就是“職事+令”。這種命名方式是“以事為中心”的，簡直就是對“若幹石之吏”、對“若幹石之官”的具體詮釋。

中央的諸署令是諸卿屬官，諸卿各管若幹“令”，相當更高一級的“令”，而且有的就叫“令”，如郎中令、少府令、中大夫令、大行令。這是一個“大令管小令”的格局，一個由“令”來維系統屬關系和職責分配的體制。皇帝則是最大的“令”——秦始皇定制“命為制，令為詔”，制、詔就是皇帝的“命”與“令”。一大批稱“令”之官的崛起，或者以前不稱“令”者逐漸被冠以“令”名，這是權力集中化、職責規範化和等級科層化進程的一個側面。就是這些官職，再加上他們的屬吏，構成了戰國秦漢“吏”的主體，並以“若幹石”祿秩為其等級尺度。

三　“以吏職為公卿大夫士”與“以秩級為公卿大夫士”

《秩律》中的二千石諸官，相當一部分是諸卿。我們說，祿秩的伸展意味著“更高級的官僚也用‘吏’的形象定性定位了”，那麽就含有這一意思：此前同一層次的權要地位還不是以“祿秩”來認定的。後來諸卿變成了二千石。那麽秦漢諸卿是如何成為“卿”的？這個舊日爵稱是怎麽跟“二千石”掛鉤的？對這個問題，我們揭舉“以吏職為卿”與“以秩級為卿”之義。“以吏職為卿”，是說各種官職的沉浮之中“吏職”不斷上升，由此湧現出一支新的“卿”的隊伍；“以秩級為卿”，是說這個新興的“卿”的隊伍，是以二千石、後來是中二千石來確認的。

周制，王廷有“卿士”，系執政大臣之稱。有學者說“卿士”是一種爵位(17)。但晁福林先生認為，“卿之執事者成為卿士，反過來也可以說卿士是卿之有官職者”；周朝“不使卿位與官位相結合，在許多情況下它只是級別、榮譽的標志，既無固定職守，也沒有俸祿。”(18)“卿士”之名，由表示爵級的“卿”和表示職事的“士”合成。“士者事也”。如此說來，任事者稱“卿士”，有位而不任事的單稱“卿”。但這種區分不一定很嚴格，而且“卿士”之名不反映分工與職掌，也只是類稱而已。彭林先生又指出：“從文獻看，王室卿士的日常事務有代王錫命，與盟、聘諸侯、赗禭、會葬、迎聘、征討等，彼此之間並無嚴格分工，他們不專一職，隨機而出。”(19)在分工嚴格和職掌明確一點上，“卿士”還不能跟秦漢列卿同日而語。總之，周廷有一批顯貴，其位為“卿”，可能任事也可能不任事；“卿”稱是品位性的，它是官、是爵還是位，不大能說清楚，兼而有之吧。與秦漢丞相、禦史大夫、廷尉、內史……那樣的專職卿相比，還相去甚遠。越傳統的社會，其官階越“重人”而不是“重事”。重“人”就是重身份，貴族們即便沒有職事，也需要用卿、大夫之類爵號使之“不失舊位”。

春秋列國的執政大臣亦稱“卿”(20)。晉有六卿，然而是三軍將佐之稱，不是按兵刑錢谷來分工任職的。魯國的三卿倒是分任“三司”的，即司徒、司馬、司空；鄭國六卿既有分工、又有位次之別，依當國、為政、司馬、司空、司徒、少正為序；宋國六卿，則是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21)。則鄭、宋的六卿，行政首長（當國、為政或右師、左師）之下，若幹卿各有所司，存在著職能分工。這時的卿是“世卿”，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宋之三族之類，是先有了卿大夫的家族權勢，進而在瓜分事權時各領一司的(22)。梁啟超雲：“世卿之俗，必分人為數等，……故其等永不相亂，而其事權永不相越。……不過如魯之三桓，晉之六卿，鄭之七穆，楚之屈、景，故其權恒不在君而在得政之人。”(23)“權在得政之人”即是“世卿”之義，官職的占有其實是“以人為本”的。無論三卿也好、六卿也好，這“卿”仍不純粹，有貴族品位和行政職位的雙重色彩，不同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