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湯姆·佩恩

在某個地方流傳著一首詩歌。詩歌的大意是：上帝以神秘的活動在創造奇跡。

對於研究過大西洋沿海地區歷史的人而言，這一說法的真實性是很顯然的。

17世紀的前半期，美洲大陸北部住著一批對《舊約》理想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人，不知內情的參觀者還會把他們視為摩西的追隨者，而非基督的信徒。浩瀚、寒冷又多風暴的大西洋將這些開拓者和歐洲國家隔斷。他們在美洲新大陸建立起一種恐怖的精神統治，這在對馬瑟家族的大規模搜捕和迫害行動中達到了頂峰。

乍一看，要說這些令人起敬的紳士對寬容傾向頗有貢獻似乎是不可能的，而這種寬容傾向在英國與從前殖民地之間的敵對情緒爆發前的《美國憲法》和其他許多文件裏又講得清清楚楚。然而，實際的情況是，由於17世紀的壓制非常可怕，便注定會激起比較有利於自由思想的強烈的反作用力。

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殖民主義者都突然派人去找索茲尼的選集，不再用《聖經》中的“罪惡之地”和“罪惡之城”的故事來嚇唬孩子們。但是他們的領袖們幾乎都是新思想的代表，都是些有能力、有謀略的人，他們自己的寬容思想都建構在羊皮宣言的基礎上，新的獨立民族的大廈就要在這上面聳起了。

如果他們是對付一個統一的國家，可能不會這麽成功。但是在美洲北部建立移民區始終是個非常復雜的事情。在那裏，瑞士路德派的人開辟了一部分土地；法國也有一些胡格諾派教徒趕過來；荷蘭的阿米尼教徒也占領了一大片土地；而英國的各個教派亦不時地想在哈德遜灣和墨西哥灣之間的荒涼地帶建起自己的小小天堂。

上述形勢有助於各種教派的發展。在好些殖民區裏，由於不同教派之間的勢力難分伯仲，所以一種最原始的初級的互相容忍形式被強加在各派移民者頭上。若是在通常情況下，他們早就掐住彼此的喉嚨了。

對於那些靠坐收漁利發財的體面紳士來說，這是討厭的發展趨勢。在新的仁慈精神出現許多年之後，他們仍然在為維持舊的正直理想而抗爭。雖然他們所獲甚少，卻成功地使年輕人疏遠了一種信條，這信條似乎是從比他野蠻的印第安鄰人的仁慈善良的概念借用而來。

我們國家幸運的是，在這場歷時長久的爭取自由的奮戰中，最受攻擊的是人數不多卻勇氣十足的持反對意見的人們。

思想在輕快地傳播開來，甚至一只小小的載重80噸的雙桅帆船，運載的都是足以讓整個大陸陷入混亂的新觀念。18世紀的美國殖民主義者沒有什麽雕塑和三角鋼琴，但他們並不缺乏書籍。13個殖民區中的有識之士開始明白，這個大世界正在發生驚人的變化，這在星期日的布道中是聽不到的。那時的書商成了他們的先知。他們雖然和已有的教士不公然決裂，表面的生活也鮮有什麽改變，但是時機一到，他們馬上就表示自己是特蘭西瓦尼亞老親王最忠誠的信徒，那個老親王拒絕在自己的領地上迫害唯一神論的信徒。理由是上帝已經明確地給了他做三件事的權力：“有能力進行從無到有的創造；預知未來；控制人的良知。”

當需要制訂一個將來治理國家的具體的政治和社會綱領時，這些勇敢的愛國者就把自己的思想寫進文獻，把他們的理想放置在公共輿論這一最高法庭前。

如果弗吉尼亞善良的公民知道他們洗耳恭聽的一些講演是受不共戴天的死敵——自由思想者——直接啟迪的話，他們一定會被嚇得魂不附體。然而最成功的政治家托馬斯·傑斐遜本人就是一個極其有自由思想的人，當他說宗教只能用道理和說服力來管理，不能用武力或暴力時，當他又說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權利，依照自己的良知自由運用宗教時，他僅僅是在重復伏爾泰、拜勒、斯賓諾莎和伊拉斯謨的思想和作品的內容罷了。

後來，人們又聽到如下的異端邪說：“在美國謀求任何公職都不需要把宣布信仰列為條件”，或者“國會不應該運用法律來幹涉宗教的建立或者禁止自由運用宗教”，美國的反叛者們默許並接納了這種做法。

如此一來，美國成為第一個宗教和政治明確分離的國家，成為第一個公職候選人在接受任命時不用被迫出示主日學校畢業證的國家；在法律上，美國則成為第一個民眾可以隨意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國家。

但是這裏就像在奧地利（或是其他這種地方）一樣，普通百姓遠遠落後於領袖們，領袖們稍微有一點兒偏離老路，他們就會跟不上步伐。許多州不僅繼續對不屬於主導宗教組織的百姓施加限制，而且居住在紐約、波士頓和費城的人們仍然不能容忍持有不同意見者，好像他們從來沒有讀過一句本國憲法般。對於湯姆·佩恩來說，所有這一切不久就都降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