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到底玄不玄

玄學，一般指魏晉時期的主要哲學思潮，是由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現的一種文化思潮。“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魏晉時期清談家稱《周易》《老子》和《莊子》三書為“三玄”，用道家思想解釋儒家經籍，“玄學”之名由此而來。

魏晉玄學的核心問題是討論名教和自然的關系問題，而為了解釋名教和自然之間的內在緊張，名士們便利用對於《老子》《莊子》和《周易》的重新解釋，並結合佛教中空、無的觀念，將問題集中到有無本末之爭上。因此“貴無”、“崇有”及“言不盡意”等問題在這樣的基礎上得到了充分的展開，構成了當時思想的基本主題。

名教和自然

名教指的是儒家的一整套教化制度，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選舉制度。就選拔官員的察舉制度而言，由於是以一個人的社會聲譽來選拔官員和推行教化，所以這種制度的極端化就是追求名譽。現代學者湯用彤在其《魏晉玄學論稿》中說：“溯自漢代取士大夫別為地方察舉，公府征辟。人物品鑒遂極重要。有名者入青雲，無聞者委溝壑。朝廷以名治，士風亦竟以名相高。聲名出於鄉裏之臧否，故民間清議乃隱操士人進退之權。於是月旦人物，流為俗尚，講目成名，具有定格，乃成社會中不成文之法度。”追求名譽本身並沒有什麽錯，問題在於，當名聲成為升遷的重要砝碼的時候，便導致士人為追求仕進而虛偽地表現自己了。因此，才有曹操在他所發布的“求才令”中明確提出德行和能力之間並非一種對應關系。

政治理念的變化勢必會影響到意識形態的改變，隨著“唯才是舉”的人才政策的推出，人物品評的標準也開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唯才是舉”並沒有否定道德的重要性，魏晉時期許多問題的糾集處便在於道德和能力關系的協調。如“才性”、“名教和自然”等問題的討論都是圍繞這一點展開的。如當時品評人物的代表性著作《人物志·材理》中，就提出“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這就是說舉薦人才看重的是多方面的因素，而不是僅僅局限於道德品行。

對於才性問題，當時主要有四種觀念，這四種觀念的具體內容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很了解，主要有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我們知道儒家強調“內聖外王”，主張人的內在道德品質和事功之間的一致性。但在新的人才選拔制度的影響下，人的才能和品行之間的關系受到廣泛的懷疑，並從中可以找尋到當時政治派別之間的分別的線索，大致說來，曹魏一系的人主張才性異和才性離，而司馬系的人則因為比較保守的立場則主張才性同和才性合。

據說當時的名士鐘會寫了一本《四本論》的書，討論才性問題的四種觀點，寫成之後想讓嵇康看一看，但是在嵇康家門口徘徊了很久也不敢送進去，最後走的時候往後一拋了事。很多人都在分析鐘會為什麽如此猶豫，有人認為是因為政治派系的不同，有人提出是因為鐘會對自己的作品信心不足。但恐怕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嵇康他們有更尖銳和激勵的言辭，而且問題的核心也已經轉變為名教和自然的關系。

嵇康是竹林時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才情和風度都使他成為當時名士的典範。嵇康之憤世嫉俗的原因也是多重的。首先他作為曹操的孫女婿，無論其政治態度如何，都會被歸入曹魏系而被司馬家族視為對立面。更重要的是深受老莊思想影響的他，目睹道德之成為政治鬥爭和清除異己的工具，進而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潮流的口號。

嵇康認為人應該活得自然灑脫，不掩飾自己的真實的情感。而社會上的種種禮儀規範，往往成為小人媚俗獲利的手段。所以他們往往借禮儀之名，為自己的生存技巧和善於偽裝而自鳴得意。所以他提出古代淳樸的聖人已不復存在，而代之以建立在名分和利益追尋為核心的貪心之徒。

嵇康在他的《聲無哀樂論》中提出聲音之美在於音樂的節奏和形式，其本身並無哀樂之分，它之感動人的效果完全在於聽者的感受。因此，他反對將“音樂”作為一種教化的手段而鼓勵人們從音樂中獲得真正的感動。同時他在反駁有人提出的“自然好學論”的觀點時說，人的自然本性是喜歡安逸而不受外物的束縛，儒家的“六經”旨在限制人們的欲望，根本不符合人的本性。所以他說有人視“六經”為太陽，而他則認為學堂像停屍房，念經為鬼話，“六經”為垃圾，仁義為腐臭。只有將禮樂文化通通摒棄，才能恢復人的真實的本性。他這種在當時看來是相當極端的觀點，在他寫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在這封信中，他回絕了山濤勸他當官的邀請。他說自己習慣睡懶覺，喜歡彈琴唱歌，喜歡無拘無束的生活，而當官所必須遵守的種種規則和冠冕堂皇的形象是他所不堪忍受的。他還說，他不喜歡俗氣的人，說話耿直，而如果當官就只能整天與俗氣的人打交道。最關鍵的是他看不上周公孔子，而這也無法被人所容忍。如果對照孔融以非孝的名義被曹操所殺的事例，嵇康之不合作的立場自然會不能為司馬家族所容忍。殺之而後快只是等待一個合適的理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