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價值觀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價值和實現文化復興的使命，照理說應該由士族來承擔。因為他們是知識精英，也是兩漢以後時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們建設，又該是誰，能是誰？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產生於東漢延續到初唐的士族，是中華帝國獨有的歷史現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沒有。歐洲的騎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罷，都只是獨立階層，不是統治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只有中華的士族，時間則主要在魏晉。

可惜這個階級很不稱職，因為他們統治的方式就是不統治，既不主張也不作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時，都不知道自己擔任何官何職，或者故意裝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職務是參軍（相當於參謀），起先在大司馬桓溫帳下，後來任桓溫之弟車騎將軍桓沖的騎兵參軍。但無論在哪裏，都蓬頭垢面，衣冠不整，無所作為。

有一次，桓沖來視察工作。

桓沖問：你在哪個官署任職？

徽之答：經常看見有人牽馬來，好像是馬曹。

桓沖又問：有幾匹馬？

徽之答：不問馬。

桓沖再問：近來死了幾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40]

兩句話都出自《論語》，牽涉到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馬廄失火，孔子只問傷人了沒有，不問傷沒傷馬。第二件事是子路問什麽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兩處引用，都是故意斷章取義，賣弄小聰明。[41]

對此，桓沖無可奈何，徽之則更加放蕩不羈，有一次甚至坐進桓沖的車裏，還說長官豈能獨占一車！桓沖拿他沒有辦法，只好在某次見到王徽之時對他說：你來的時間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盡快提拔你！

王徽之卻不回答，只是看著高處，然後用手板支著臉蛋說：大清早到西山去，那裏的空氣很清新。[42]

呵呵，這就是魏晉風度。

這樣的風度當然誤國誤民，也是自掘墳墓。試想，一個政權如果號稱屬於某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中的人卻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對待它，請問還不該亡嗎？

擋都擋不住。

實際上兩晉之亡在於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與貴族的區別，在於貴族靠血統世襲爵位，士族靠門第壟斷仕途。保證這一特權的制度，則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體地說，就是把官職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選人的基本條件和綜合評估也分成九等，叫鄉品。評定鄉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則比照中正評定的鄉品給予官品。這就是薦舉制，既不同於兩漢的察舉，也不同於隋唐以後的科舉。

薦舉是曹魏時期陳群的發明，鄉品的評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條件和本人的表現。但是到了東晉，就只看門地。門地就是門和地，即門第和郡望（籍貫）。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晉名門，瑯邪王氏是東晉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沖面前傲慢無禮，就因為他屬於瑯邪王氏，是王導的族人。

門第和郡望決定著人的命運。名門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給予較高的官品，叫“門地二品”（一品永遠空缺）。寒門和庶族則相反，只能做低級官員。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43]

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始於曹魏，至西晉漸趨完備，南北朝又有所變化。上承兩漢察舉制，下啟隋唐科舉制，為中國封建社會三大選官制度之一。中正官由朝官兼任，依照家世、行狀，負責評定同籍的士人的品級，供吏部選官參考。起家官品是入仕者初次被授予職位的官品。據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的研究，中正品的一品及七、八、九品虛懸不用。官品與中正品的對應只是一種大致趨勢，並非法制規定。

結果又如何呢？

帝國沒有了激勵機制，個人沒有了奮鬥目標。一個世家子弟，幾乎剛生下來就有做官的資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奮鬥？因此即便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認真工作，還要被嘲笑，被譏諷，被視為俗氣。

至於國家的興亡，自然不必也不會關心。因為他們的榮華富貴是家族的門第和郡望決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國的死活？因此高級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國難當頭，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衛國，王衍的狡兔三窟和賣主求榮就是證明。

有趣的是，帝國似乎也沒指望這些家夥保衛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職，地位高，待遇好，事務少，責任輕。繁雜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給庶族寒門。久而久之，上層社會便充斥著無能之輩。除了清談誤國和腐化墮落，其他什麽都不會，只能做寄生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