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定音鼓 以德治國

周王有德嗎？據說有。

在兩周文化人的筆下，他們的先君和先王都是謙謙君子和道德楷模，從來就寬厚仁慈，勤政愛民，禮賢下士。比方說，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間地頭舉行“馌禮”（馌讀如葉），表示親自送飯給農夫。諸如此類的說法不勝枚舉，依據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詩人畢竟不是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何況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結果天下歸心，“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這話其實很實在。沒有力，只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聰明，就在他們兩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對大國，他們示威，大國就不敢作對；對小國，他們示柔，小國就甘願附庸。這樣一來，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5]

顯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只不過後來做總結，就既不談智，更不談力，只剩下德。[6]

德，成為上天授權的標準。

後面的結論也順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須“以德治天下”。否則就會跟殷商一樣，自取滅亡。

這是周人幾乎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道理。周公就一而再，再而三對子弟和同仁們說：我們是“小邦”，根本就沒資格“居中國”，也不敢“革殷命”。現在天地翻覆，完全由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認商王認周王。為什麽呢？就因為紂王失德，而我們的文王和武王有德呀！這跟當年夏桀失德，商湯革命，是一樣的呀！

這個道理，直到西周晚期還在講。陜西岐山出土的青銅器“毛公鼎”銘文，就說皇天上帝對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為滿意，這才讓我“有周”來匹配上天。難怪周公說，我們的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延續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7]

1843年陜西岐山出土。鼎高53.8厘米，口徑47.9厘米，因作器人毛公得名。鼎內銘文多達四百九十九字，書法為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銘文第一句就是“父歆，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劂德，配我有周”。

1976年陜西扶風莊白家村出土。腹內底有銘文二百八十四字，內容分兩部分：前半部也是歌頌自文王至當世天子的功德，後半部為墻自敘其家族史。

諸如此類的話，周公對召公奭說，也對康叔封說。

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亂後，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為二，組建成兩個新的國家。其中一個給了紂王的庶兄微子啟，國號叫宋，公國；另一個則給了康叔封，國號叫衛，侯國。

衛和宋，其實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變。可見康叔封的任務，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8]

康叔封任重道遠。

於是周公發表《康誥》，語重心長地對康叔封說：唉，我親愛的弟弟，年輕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謙虛謹慎，你要戒驕戒躁呀！天命是無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眾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們天天都在看著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傳統，弘揚父王的美譽，繼承父王的遺志。那些小人是很難搞的。你得把別人的病痛，當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9]

周公旦語重心長。

毫無疑問，周公旦、召公奭、康叔封，都並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們的德，其實是逼出來的。只不過，他們沒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聖壇”。

哈哈，這就對了！

實際上，道德與其說是一種品質或境界，不如說是一種智慧。說白了，它只是在“通過損人來利己”和“通過利人來利己”之間，做了明智的選擇，是“聰明的自私”。但這種聰明的自私，對自己、對別人、對社會都有利，這才成為全人類共識。周人的獨到之處，則只是在新政權誕生之際，把它變成了治國理念和施政綱領。

又一種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這就是“以德治國”。

從邏輯上講，這是順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權天授”，當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為本”，當然要“敬天保民”。但這在世界上，卻是獨一無二，聞所未聞。世界各文明古國，有宗教治國的，有法律治國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還有只靠個人魅力的。以德治國？沒聽說過。

德，真能治國嗎？

如果能，怎麽治？

[5]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6]張蔭麟先生甚至認為，武王伐紂取得成功，另有兩個原因。一是“紂克東夷而隕其身”，二是“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也就是武王利用了饑餓的力量，因掠奪糧食而發動戰爭。見《中國史綱》。

[7]見《尚書·君奭》：“我道惟寧王德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