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二章 國民性會變嗎？（第3/3頁）

最後再讓我們來看一看文學作品中反映出的精神面貌。

《詩經》裏面有許多篇章，大膽地描寫愛情，甚至性愛。例如《詩經·召南·野有死麇》：“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蛻兮，無使尨也吠。”

意思是有個獵人在野外打死了小鹿，用白色的茅草把它包好，用來做為獻給少女的禮物。一個少女對他動情，他就趁機挑逗她。最後三句很生動地表現出那個少女和獵人一起走向密林深處的心情：輕輕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間的圍裙，不要惹那黃狗嚇人地汪汪叫。

這首詩不直接寫性，只是描寫二人向林中深處走去的心情，多麽含蓄，又多麽自然健康！那時候的中國人並不認為性是一件見不得人的需要遮遮掩掩的事，中國人的自然本性還沒有被後來的文化閹割。

《詩經·墉風·柏舟》中則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說是一個女子有了一個適合自己的意中人，可是父母不同意，她大聲呼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說你們不體諒我的心願，我死也要和他在一起！這種表達，多麽直率大膽！

先民們的天真爛漫和心無雜念，如同狂風暴雨洗後的天空，高遠而純凈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詩經裏面充滿了生命的歡欣，充滿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對《詩經》的評價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唐宋時代，中國人在思想上的原創力不再，但是文學藝術方面的創造力卻突然勃發。唐詩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藝術生命力，精神蓬勃，氣象光輝。其風格或者高昂明朗，或者雄渾壯大，或者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詞則為中國人表達情感開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約和生活化更勝唐詩一籌。李澤厚說：“只要中國人還說漢語，只要中國人還用方塊字在進行寫作，那麽唐詩宋詞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宋代以後，詩人們的才性、閱歷、學識均大幅崩塌。他們畫地為牢，處處模仿著過去，重復著過去，以詩寫得像唐或者像宋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們都已經形成固定的解釋方式、感受方式和表達方式。他們以拾前人余慧為榮，不敢越藩籬一步。明清五百年的詩壇，沒有一點激情和沖動，沒有一點真性情，甚至沒有一個真表情，除了納蘭容若外，居然沒再產生一個有影響的詩人。

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後的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個民族只剩了一個外殼，沒有了靈魂。社會如同一潭死水，散發出腐爛的氣味，從上層到下層，人們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用湯因比的話來說，這種生活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著只是因為它已經僵化了。”（湯因比《歷史研究》）如果說這幾百年中國人有什麽進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學和民間騙人造假術上的進步。

因此，宋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以後的中國人，其實是兩個物種。其差別就好比一個好罐頭和一個變質罐頭的差別，或者說是石墨與鉆石的差別：雖然同是由碳原子構成，性狀卻已經完全不同。中國人的性格歷史如同黃河，先秦是上遊，清澈見底，漢唐是中遊，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遊，經常斷流，已奄奄一息。

今天的中國人也許仍有人盛贊明清社會之穩定，但西方人的語言裏，對這種僵化狀態只有赤裸裸的厭惡。赫爾德把中國比喻成一具僵屍：“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

比萬博士說：“為了避免中國的命運，歐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蠻生活的代價。”這個代價在他們看來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