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一章 愛羅先珂和李鴻章（第4/4頁）

妖魔化中國的大門從此打開了。在馬嘎爾尼使團來訪四十多年後，英國人就發動了鴉片戰爭，輕松地打垮了中國。這讓西方人對中國更加輕蔑。西方的傳教士、外交官、商人和旅行家在鴉片戰爭後成批湧入並深入中國。這些西方人看到的中國城市每一個都那麽肮臟汙穢，看到的中國人大部分文化落後，表情麻木呆滯。他們寫了大量遊記，來記載他們的所見所聞。

在這些遊記裏，中國是一個由辮子、小腳和鴉片組成的黑暗世界：

“許多年來，全歐洲都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奇特的民族；他們的剃發、蓄辮、斜眼睛、奇裝異服以及女人的毀形的腳，長期供給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畫家以題材。”(《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

這種中國形象發展的頂峰，出現在1896年李鴻章以中國最開明的政治家的身份出使俄國，參觀莫斯科盲童學校那一刻。後來成為魯迅好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此時正是盲校中的一個小學生，他聽說有中國大官前來，特意跑到前列，與李鴻章握了手，然後蹲下身來，摸了摸李鴻章的腳，把李鴻章搞得莫名其妙。愛羅先珂後來回憶說，在那時俄國人的頭腦中，中國男人都穿著裙袍，套著小木鞋，因此都長著畸形的小腳。這個形象是如此離奇，所以他早就盼著能有一天親自檢驗一下。除此之外，愛羅先珂時代俄國人頭腦中的中國男人形象還包括“拖著滑稽的辮子，愛錢，只知道謀自己的利益，喜歡看酷刑，多妻，重男輕女對女兒冷漠無情，喜歡吃虱子，用黑貓當早餐……”

真不知道李鴻章當時如果了解了這個男童的動機，會作何感想。

鴉片戰爭後，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探討，已經成為一門顯學，許多人因此得到了“中國問題專家”的稱號。一方面是由於中西社會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是西方人的“西方中心論”的優越感和殖民主義心態，他們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探討局部很有見地，但整體上卻無法避免過於誇大中國人弱點的傾向。在他們眼裏，中國人身上優點有限，缺點無窮，比如“利己心強”“因循守舊”“理智混亂”“沒有時間觀念”“含糊對付”“沒有同情心”“愛撒謊”“不守信用”“表裏不一”……在所有的“中國人國民性專家”裏，最有名的是傳教士明恩溥。他在中國待了三十多年，曾經深入中國腹地，和不同階層的中國人，從達官貴人到街頭的乞丐和苦力，都打過交道，還學會了多種中國方言，寫下了著名的《中國人的氣質》一書。這本書一出版，就被認作是對中國人性格的“最深刻、最珍貴的研究”，成為到中國來的外國人的必讀書。他認為，中國人如同帶著鐐銬的犯人，在專制的統治下變得“腦力衰弱”“缺乏創造力”。他和中國人打了三十年交道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多方面的需要，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迫切的需要——人格與良心。”

從此之後，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就基本變成了負面，一直到今天，也沒有多大改觀。而“國民性”三個字，不久之後也進入漢語。從梁啟超到魯迅再到柏楊、龍應台，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認定中國人身體裏有一種難以治愈的“過濾性病毒”。報刊雜志上，關於“國民性”的案例和報導每每引起全體中國人的熱烈討論。當然，也有人說，所謂中國人的“國民性”，是西方的傳教士和鴉片販子對中國人“精神殖民”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為了打擊中國人的信心，好乖乖接受他們的殖民統治。不論如何，“國民性”已經成為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最熱衷討論的一個詞匯，殆無疑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