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一章 愛羅先珂和李鴻章(第3/4頁)

(中國人)滿足於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

巴羅說,中國人缺乏自尊心,是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了兒童和奴隸。“在這樣的國度裏,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了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於是榮譽觀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事實上一個奴隸是沒有榮譽可被剝奪的。依賴並受制於他人,沒有權利申述,這種狀況本身就是侮辱。不幸陷入這種境地的人不會有更大的羞辱感了。這種處境的惡果是數不清的,顯現在這個以風度優雅和政治文明著稱於世的——我認為是名不副實的——民族的一切方面。”

馬嘎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中國傳統文化中,並沒有“國民性”這個詞兒。

在和近代歐洲人迎面相撞以前,中國人一直自認為是天下的中心。只有中國人,才是世界上最文明、最禮貌、最有教養、最有文化的人,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是蠻夷。那個時候,不是別人妖魔化中國人,而是中國人妖魔化別人。確實,我們的老祖宗看世界,充滿了種族主義和文化歧視。他們認為別的民族都是粗野的、落後的,甚至半人半獸的,還沒有進化成完全的人。你看中國給周圍民族起的名字,不是“犬”字旁就是“蟲”字旁。比如“蠻夷”的“蠻”字,下邊就是從“蟲”。中國人描述起這些蠻夷的性格來,則是充滿了獵奇和誇大,“戎夷性貪”“夷性蠢野”“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無父無君”“不知禮義廉恥仁義道德為何物”等等。中國人對西洋人的歧視最為嚴重,因為他們碧眼赤發的外貌與中國人相差最大。直到義和團時代,中國底層民眾還在一個揭帖中這樣評論洋人:“爾試攬鏡自照,爾模樣與畜生何異?不過能言之禽獸而已。”

而那時的周圍世界,對中國也是畢恭畢敬,充滿了崇拜和羨慕。在馬嘎爾尼訪華前,只有幾個歐洲人在與中國人的短暫接觸中,發出過零星的批評聲音。比如英國海軍上將喬治·安森在1748年出版的暢銷書《環球旅行記》。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顧中國官員的警告率領船隊強行駛入廣州灣,修理船只和進行補給。那時中國社會正處於最鼎盛的康乾盛世之中,可是他們對中國人印象十分不好。他們花了大價錢買來的物品不是腐爛變質就是缺斤短兩、殘缺不全,比如“動物的胃都灌滿了水以增加斤兩”。在安森看來,中國人的這些行為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他在《環球旅行記》說中國人的特點是不誠實,他說他每天都可以目睹中國人的不誠實行為,他也擔保中國的官員同樣是不誠實的。安森的部下對中國也有類似的記錄和見解,其中以理查德·沃爾特的記載流傳最廣。他描述了澳門官員的拖拉作風,“這一自私自利的民族對商船隊和隨行人員進行敲詐和欺騙的事例簡直不勝枚舉”。他舉例說:一次我們從中國人手中買了許多雞鴨,但沒過多久就死了大半。我們開始還以為是中毒,但檢查的結果卻是為了增加重量而在肚內填滿砂礫和石塊;買到的豬肉也灌滿了水,是中國屠夫宰殺時注進去的。商船隊離開時許多中國船跟在後面,撿拾起船隊扔下的許多動物屍體以便再次發財,因為“中國人從不反對吃任何自行死亡的動物食品”。他對中國人的總體評價是“感覺遲鈍”或“麻木不仁”。

不過這些零星的記載多感性描述而缺乏系統分析,加之這些書發行量不大,沒有什麽影響,對世界的中國觀並沒有起到什麽改變作用。

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像戳破一層窗戶紙一樣輕易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中國神話。英使團為後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記錄,其中包括馬嘎爾尼寫下的大量公文、報告、書信與出使日記。

這是西方討論中國人國民性這個話題的開始。西方人的中國觀念從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歐洲人發現,多年來他們崇拜害怕的居然是一個半開化的野蠻國家,這個國家“沉淪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貪贓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懼中,他們禁閉婦女,殘殺嬰兒,奸詐、殘酷、膽怯、肮臟,對技術與科學一竅不通,對世界一無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頂”。這讓他們感到奇恥大辱。“歐洲人好像大夢初醒。‘現在該是讓中國人名聲掃地的時候了’批判貶低中國是一種報復。對自己受騙上當的經歷痛心疾首、惱羞成怒的歐洲人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