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欽定

既然不是開恩科，施恩天下。

那什麽才是最重要的？

當然是一掃天下腥膻，對於這大明來說，這才是重要的，相比之下，開恩科，反倒是退居其次了。

“至、至於三……”

言道著社學時興時衰的原因，王夫之頗有些苦澀的回答道。

“在世人皆以科舉晉身仕途前提下，百姓送子弟識字讀書就是想走一條簡單快捷的科舉入仕之路。在這方面，一些有科村熟家熟的教師就要優於社師，所以人們更願意送子弟到村塾家熟中去讀書，而不是只教讀寫算禮儀的社學。而且於民間不少貧民子弟既無財力更無迫切需要去社學就讀。而這正是社學衰落的根本原因。”

王夫之的回答，讓朱明忠頗以為然的點點頭，聽著教室中孩童們朗讀聲，他笑著說道。

“確實如此，這社學之中，既不教八股，也不教經書，教的是禮射書數之法‘一習書，依名人發帖，日五百字以上，一數，務在精通《九章》之法’，這樣的地方，自然教不出舉人進士，自然也就不受百姓歡迎了！”

於私熟、村熟之中以經學、八股為重不同，早在洪武時期就已經規定的了社學學習的內容，讀寫算是基礎，再就是習禮、知法，前者尚不足為其，畢竟學校的目的千百年來都有“習禮”一說，但是“知法”卻是明的社學教育內容的最大的特點，學習政府頒布的法令，知曉法律章程。這種普法教育甚至領先於21世紀的中國——因為這種習法，是從兒童時期開始的，社學中的法律教育內容不只限於《大誥》，還包括明朝所有的律令。而他們之所以“兼讀律令”，並不是為了培養朝廷的順民，因為知法的百姓不可能是順民，知法的百姓對於官府來說是麻煩，他們會用法律保護自己，這也是後世基層幹部口中所說的“百姓知法維權意識強，工作不好幹”的原因。

百姓知法，而官府不敢違法，百姓不知法，官府才能無所顧忌的魚肉百姓。明朝社學教育中“兼讀律令”培養出來的是知道用法律保護自己的百姓，而不是順民。這也是明代多“民變”的原因，因為百姓會在官府違法時用法律保護自己，當然他們往往選擇以“民變”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意願，這種“民變”帶來的結果往往是以百姓勝利而告終，當然到了滿清，面對衙門前散步的“民變”，他們直截了當的選擇了屠刀。

現在，隨著大明的中興，這種領先於時代的普法教育，當然被朱明忠沿用了下來。現在的社學之中，同樣也要“兼讀律令”。

除非了識字、習禮、知法之外，還有就是倫理道德、詩歌、禮樂的學習，當然再就是算術，通曉《九章算術》，按照朱明忠對明朝社學的了解，讀了七年的社學之後，那些學業優秀的學生，教育程度應該相當於初中階段的學生。當然，他們沒有學習地理、化學、物理，可即便是如此，在17世紀，或者說14－17世紀之間，大明上下擁有千百萬等同於初中教育階段的學生，本身就是一個教育奇跡。

而現在，朱明忠所希望的就是復制這個奇跡。

畢竟，相比於專注於八股、經書的士子，這些熟讀經書，能作詩、作文，算是“粗通文墨”，粗通《九章算術》的學生，才是朱明忠所需要的“大明人”，這些人更容易受“實學”的影響，更容易接受現代科學。

當然，沒有人知道，朱明忠真正的想法，對於外界來說，“欲掃盡天下腥膻，非得大興社會不可，大興社學為今日之要。”，但是並沒有人知道，這社學的背後，是朱明忠“蓄謀已久的陰謀”。甚至可以說是和歐洲的“宗教改革”相類似的一個陰謀，只不過，這個陰謀被掩於一個看似無懈可擊的借口之中。

不過在推行社學的過程中，朱明忠同樣也看到社學的不足，比如它像私熟一樣，不分班，所有的學生混居一堂共同學習，這一點就不符合教育的基本原則。之所以如此，當然是與社師數量有限有根本的聯系，更重要的是資金。

想要改進社學，就必須要投入更多的資金，而投入更多的資金，意味著將不得不面對來自士林的反彈，而這種反彈隨之而來的，還有要求恢復科舉的呼聲。

現在不僅民間有要求恢復科舉的呼聲，朝廷內部同樣也是如此。但是朱明忠本人，並沒有恢復科舉制的意願，之所以建立書院以及專門學校，並建立畢業後考試錄用制，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為了科舉制。

“現在，在朝中，很多人不能理解，為何朕會願意投資巨資興辦社學，但在科考一事上，卻是斤斤計較。”

見陛下終於提到了“科考”，王夫之立即全神貫注的傾聽著。

“因為決定我大明將來的，絕不會是區區萬余士子，想我大明立國近三百年，一共取了多少進士？不過區區兩萬四千余人，而我大明又有多少人？這些人中，又有多人有機會參加鄉試成為秀才？有多少人有機會進入府學、進入太學？可謂是寥寥無幾，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