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二

銀河證券第一年的租金，我拿去還了銀行的貸款。後來大家都有意見，為什麽不拿來發獎金？事後我心裏也有點後悔，前任落下的虧空，我著那個急幹什麽？上了台也得拿錢買個好口碑才是。第二年的錢拿到手，我跟馮丘幾位商量了，決定拿五百萬出來發獎金。消息傳出去，廳裏都轟動了，都說好，好，好！算下來，平均每人有一萬多呢。獎金到年終再發，可得先訂出一個方案。廳裏召集中層幹部開了個會，討論分配方案，大家的一致意見，就是不能搞平均主義。這與我原來的想法不同，我的想法是差距縮小一點，不要讓群眾拿了獎金還罵人。可會上的意見一邊倒，我若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就顯得孤立了。丘立原說：“什麽叫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就是觀念更新，拋棄平均主義。中央政策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廳裏怎麽體現？當然我們富也富不到哪裏去，可日子還是要過吧。現在上面反腐倡廉抓得緊，以前各處室還能搞點小動作，現在也不敢了，不然過了線，自己都還不知道怎麽回事就犯了法呢。怎麽辦？大家也只有靠廳裏。當然另外有辦法的人是例外。”他眼睛不朝我這邊看，可我還是強烈地感到了他在暗示什麽。在那一瞬間我就下了決心，早晚得把這個異己分子弄走，甚至弄下來，把自己的人培養起來。馮其樂說：“我們應該用政策來體現貢獻的大小，擬一個文件先發下去，把標準定下來，不搞暗箱操作。”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導向漸漸明了，倒使我覺得自己原來的構想是不對的。說到底是政策要向職位傾斜。話可以有很多說法，但不論怎麽說，都必須圍繞著這個結論來說，結論是既定的，理由可以慢慢找，幾條理由總是找得到的。我要到部裏出差幾天，就指定辦公室主任黃松林去草擬這個文件。等我出差回來，黃松林馬上拿了草案向我匯報。他把廳裏的四百來人分成了九個等級，第一等就是我一個人，五萬，馮丘幾位是二等，四萬一，丁小槐他們是三萬，而普通幹部是四千五，工人則只有兩千八。他說：“這個方案是廣泛征求了意見的。”我說：“兩千四千的人你征求了沒有？他們占了百分之八九十呢。”他說：“他們，他們……要按他們的意見，人人都是一萬三最好，那不是平均主義嗎？”又說：“我是比照了隔壁化工廳的分配方案，又向馮副廳長匯報了，才這麽定的。”黃松林走了我把這份名單反復看了，覺得他還是動了腦筋的。畢竟我還要靠丁小槐他們做事，不把他們安頓下來，工作就無法開展，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哪怕我真有辦法換一批人上來吧，事情也不會有什麽改變。我知道那些拿兩千四千的人白興奮了一場。他們會罵人，會感到心寒，會罵我是強盜，撕下臉皮來搶錢了。但也只能如此，他們要罵在心裏罵幾句也是應該的，只要當著我的面乖乖地笑著就行了。我還真能去追求人格形象追求口服心服？坐在這個位子上，我的第一任務就是按照實力把各種利害關系擺平，擺平了才能運作下去，我才能坐得住。所以公正並不是我的目標，自從我放棄了重建崇高的努力，放棄了對自己的神話造型之後，就更不是我的目標了。有人要在心裏慷慨激昂，罵我是強盜，那也只好由他去。他們不在這個位子上，不知我的難處啊！

晚上我還是到馮其樂家去了，提出把上面的人壓下來幾千塊，把下面的人提上來一千塊。我說：“新班子成立才一年多，讓別人在心裏嘀咕，也許還罵幾句，也沒什麽意思。”他說：“化工廳按這個比例貫徹下去了，風平浪靜。”我說：“跳我想也沒有人敢跳出來，只是不太好。”他說：“每人加一千，也起不了什麽作用，每人減幾千，那個影響就大了。我們也應該給辦事的人一個寬松的環境，不要逼他們去犯錯誤，中國文化還有個養廉的傳統呢。養廉養廉，廉是養出來的。”我嘆一口氣，知道結論是鐵定的，圍繞這個結論可以有很多論證，反正是這些人自己在論證。好處到了手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那七八條理由也是捏出來的。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大會小會上形成一種氛圍，讓所有人的思維進入已經設計好了的軌道，平均主義要不得！拒絕進入不要緊，有了氛圍就不會有人有足夠的勇氣跳出來了。畢竟大多數人是從眾的，只有那樣他們才會有安全感，而眾人的心理，那樣一種氣氛，要靠輿論來引導。這時電視裏正在放一個關於“勤政廉政”的節目，是山東某縣的縣長在講話，說要把群眾同意不同意，滿意不滿意，樂意不樂意當做標準。我指了電視說：“老馮你也看看，現在是什麽時候？”他哼哼幾聲說：“我倒要去看看，那裏就不是中國？每人一萬三，就同意了，滿意了，也樂意了，可能嗎？有了一些人的不滿意，才會有另一些人的滿意。天下就沒有人人都滿意的事。”這倒也是真的。要在份上的人不為自己謀點什麽，那不可能，要群眾對他們口服心服，那也不可能。我不能去追求那種不可能的可能性，我首先得讓那些重要人物同意了滿意了樂意了才行。我要靠他們做事，口說無憑，非多喂幾口不可，我只能如此，道理講到天上去，也只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