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四

劉躍進打電話問我能不能找到一張香港地圖。我記起丁小槐前年去過香港，就問了他，果然有一張，就通知劉躍進過來拿。晚上劉躍進到我家來了。董柳說：“劉教授你準備到香港去？”劉躍進說：“到香港去輪得到我？”我把地圖拿給他，他看了幾眼，收在褲子口袋裏。董柳問：“你跟淩若雲最後到底怎麽樣了？”我正擔心董柳問得太冒失，會不會刺傷了他，劉躍進說：“拜拜了。”很輕松地做了一個手勢。董柳驚呼道：“真的？”劉躍進說：“那種女人，理她幹什麽？”

幾個月沒見面，劉躍進他變了。其實我知道他們分手是早晚的事，本來還擔心他會不能自拔呢，見他竟放得下，我也就放了心。我說：“想不到你還是放下來了，我和胡一兵本來還替你擔心呢。”我忽然有了強烈的沖動要把那天晚上看見淩若雲的事告訴他，話沖到舌尖上還是含住了。他剛才還在說不理人家呢，得讓他在我們面前保持這個虛無的神話。哪怕是朋友，有些話也不能撕開來說。劉躍進說：“放下來了，連我自己都沒想到能這麽快。再說不放下又能怎麽樣？”他笑幾聲，“不放下又怎麽樣？天下的事，也不是由誰的意志決定的。我不但把淩若雲放下了，連世界我都放下了！放下一個世界比放下一個女人總要更困難更痛苦吧，可是我放下來了，不放下又怎麽樣？”

我說：“大家不約而同都走到這條路上去了。說好聽點吧，是夢醒了覺悟了，看清楚了不騙自己了。說難聽點吧，是墮落了放棄了，只剩下自己了。”劉躍進說：“心裏其實還是苦呢，但想想苦也是白苦，苦它幹嗎？我一直覺得一個讀書人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擔天下，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懷，先天下之憂而憂。你叫他不承擔，不憂，他做人都沒有感覺，空空洞洞的，那種輕松實際上很沉重，很可怕。可憂了這麽多年回過頭一看，自己是白憂了。自己說了什麽，寫了什麽，做了什麽，等於沒說，沒寫，沒做。世界它該怎麽樣還怎麽樣，絕不會因為誰而走另一條路。時間之中有一種力量比人的意志更加強大，那是天數，看不見摸不著說不清，可它制約著一切。天數非人力可改變，這一點我已經想通了。胡一兵說得對，在一個看重權錢的社會，你說那一套，誰聽你的？這就是天數啊！我經常嘲笑電視播音員對著天說話，”他兩只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最近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對著天講話，我講天下國家，連學生也不當真了。他們比我還瀟灑，他們是在市場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好多話我在課堂上都講不下去了。跟現實無關的話，空空洞洞大而無當的話，我講著心裏也不踏實，像飄在雲端。市場它是一種經濟結構，又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消解了終極，消解了知識分子。它還是一種人生觀，活著你得去掙錢！有市場就沒有終極，市場把一切都平面化、現世化了，我們的生命失去了想象的空間，誰都明白要面對自己，要抓住今天。大概念變了一切都變，淺薄就是深刻。你人格高尚視金錢如糞土？我忽然發現自己的功夫在不知不覺之間被廢掉了，自己在不知不覺之間成為了多余的人，不知不覺！被歷史限定的人不可能超越歷史，人不能抗拒宿命，因此別無選擇。最偉大的邏輯程序也不能解決人的問題，也沒有人能夠給世界一種出人意料的理解，然後改變一切。讀書人不可能在現實之外依托邏輯建立一套價值體系，建立起來也只停留在書本上，無法跟現實產生有效聯系，我不能裝作對自己無能為力的處境渾然不知。依我看，在一個按實力分配利益的社會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來主唱更是滑稽的，他們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經實現。他們過得那麽好，我過得這麽差，我還要聽他們來講奉獻和犧牲？大學還是精神文明的堡壘呢，站在講台上我真的不知怎麽開口了，所有抽象的話題已經失去了話題性，我再閉著眼睛對著天說那套虛的就是有意無意的騙子了。”

我說：“那你以後不寫書了？”他自嘲地笑笑說：“書還得寫，這是一個道具，與世界無關，也不可能有關。如今寫什麽都成了泡沫，泡沫是泡沫，精品也是泡沫，在時間之流中稍現即逝。我花幾年功夫寫一本書，都被那些泡沫淹沒了。”我也笑笑說：“每個寫了書的人都是這麽說的。”他說：“也許吧。時代變了，古代的讀書人面對的是整個世界，今天卻只面對各自的那渺小可憐的一隅，他們與世界的關系已經被一種難以描述的力量斬斷。他們還存在，卻已沒有了神聖感，也看不出有什麽必要為了這可憐的一隅把自己犧牲掉，犧牲如泥牛入海。把世界放下來了，我輕松了，我該為自己謀點福利了。現在人人精明能幹自顧不暇，都想著怎麽做大自己的蛋糕，有誰把天下放在心上？市場只承認眼前的利益，不承認萬古千秋，這就摧毀了全部的神聖感。孔子在我心中已經死去，在這一代人心中也已經死去，因此我說知識分子也已經死去，你說是不是？”我說：“細想之下，如果不自作多情，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天下已經渺遠，自己也只是個可有可無的小人物，於是自我便是世界。想掩蓋這一點的人正是對這一點感受最深的人。”他雙眼茫然地望著我，好像我是在很遠的地方。我看出他說得很輕松，心裏卻並不輕松。他把目光從遠處收回來說：“前不久我去北京上海，看見我的那些文友的日子都過得很好，很精致，精致到骨頭裏去了，一個小菜都可以變著法兒弄出七八個花樣來，還有人買了小車別墅。他們對錢的感受與常人並沒有什麽不同，對自我的關注和愛戀還甚於常人。他們說什麽並不妨礙自己做什麽，做什麽也不妨礙自己說什麽，他們在兩極之間自由地滑動。我就知道再說什麽都太多余了，太矯情了，高調再也唱不下去了。我對知識分子很失望，對自己也很失望。幾千年來，在孔子的感召下，退守自我空間很少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選擇，但似乎在一瞬間，情況就變了，大家眼中只剩下自我了，把世界扔下了。”我說：“這不是誰的過錯，這是歷史。我們的幸運和不幸，都因為我們在世紀之交遭遇了相對主義，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變成一種說法，一種含糊其詞模棱兩可的說法。一種說法不能夠成為犧牲的理由。活著是唯一的真實，也是唯一的價值。歷史決定了我們是必然的庸人，別無選擇。人們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卻拋開了良知，放棄了世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實際上在一種更高的真實中迷失了，他們是這個時代最大的贏家，也是最大的輸家。就說我吧，我是贏了，還是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