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

回到廳裏我們十個人住進隨園賓館，把材料湊在一塊，在丁小槐的主持下，討論了兩天，寫出了調查報告的提綱。丁小槐把提綱拿回廳裏去了。我們玩了一天，他回來了，把廳裏的指示傳達了，對提綱作了幾點修改。幾個人分頭去寫報告，交流的時候大家隱約閃爍含糊其詞地開著玩笑。一個人說：“我們這個報告的精確程度天下少有，都到小數點後面兩位了。”另一個說：“這種精確性只有在丁處長的指導下才可能取得，當然也離不開江主任的領導。”江主任裝作聽不懂其中的意味。我想著這麽大的事居然也可以這樣來操作，真的不可思議。開始時一個大人物有那麽個意思，結論也就真的被扭曲到面目全非的程度。我這才知道大人物的意志有如此之大的力量。想一想天下不知有多少事情並不是人們看到的那個樣子，心中就發慌，感到恐懼，我們看到的世界原來是別人願意讓我們看到的樣子。

發病率比上一次統計還是有所提高，原因是連續幾年漲大水。下一步的目標是在三年內把發病率降到百分之三點二以下，我知道三年以後的調查數據這也就出來了。報告作最後的定稿時，我還想掙紮一下，說：“這幾年連續漲大水，發病率可能會提得更高一點，漲了大水。”沒有人接我的話，好一會兒有人說：“算了，大為，算了。”我說：“那就算了？”望著江主任，江主任說：“總不能再下去搞一次吧。要不然你跟丁處長馬廳長匯報去？他們說去第二次，我抓起行李就走。”大家都笑起來，我也陪著擠出一個笑臉。我看著他們心裏想：“你們都是人，還是知識分子，一個個聰明過度，把世界看透了，就是沒人願出來說一句話。”我想把問題提出來，有幾個人應和，情況也許會有所改觀，可就是沒人響應。一聲算了，就把那些苦人兒賣了。不說良心和責任，大家都是學醫的，說人性吧。一份報告一百多頁，又是圖表又是統計數據，裝訂得像一本書，準備報到部裏去。總結會是丁小槐主持的，大家都說這次的數據是歷次抽樣調查中最準確的。一個人說：“這種精確性只有在丁處長的指導下才可能取得。”我捏著一把汗，怕丁小槐聽出其中的意味而把臉放下來，他也不傻，他不知道底細？可丁小槐沒有一點生氣的樣子，反而面有得意之色。這使我更深地體會到了人性的盲點，那些好聽的話能夠如此有效地瓦解一個人的判斷力。以後有什麽好聽的話盡管放膽說出來，首先自己要有心理承受能力，千萬不要怕肉麻，也不必擔心被奉承者會承受不了。要辦成什麽事，就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性的弱點。

報告報上去了，我心裏想著那些無助的病人，很久都安定不下來。當年父親和我掙紮在那個偏遠的山村，也處於這樣一種無助的狀態。公正會在時間的路口等待那些無助的人嗎？我不能騙自己。我沉默著，我只能沉默，可沉默就是參與，我參與了。好多次我在突然之間有一股熱血湧上頭頂，吼一聲吧，吼一聲吧，我有吼一聲的責任。這麽吼一聲的機會，人生能有幾次？就在我似乎下定決心的時候，反過來想一想那些促使自己吼一聲的理由，都不那麽穩妥。我決定放棄。

一個周末，在省城工作的十來個中學同學到胡一兵家聚會，大家七嘴八舌說起社會上的怪現象，我就把這件事說了。我以為他們會感到驚異，可他們聽了也沒有特別的反應，只當是許多故事中的一個故事。我試著說：“這件事我不捅上去肯定沒人去捅，難道就這麽算了？”胡一兵說：“算了的事有多少，為什麽你這件事就不能算了？你以為你是誰吧，各人管自己的事，上帝管大家的事。公道主持不完，人生卻只有一輩子。”劉躍進說：“一個名記者都這樣說話，人性還有什麽希望？”胡一兵說：“我已經不是記者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沒有良心的負擔了，我就是負擔不起才改行的。”他這時候正為貸款的事頭疼，一心想著怎麽把建設銀行的信貸員拉下水。我說：“我就是在其位嘛，我要是沒去搞調查也就不想吼那麽一嗓子了。”大家又感嘆生活中有兩種邏輯，良知的邏輯和生存的邏輯，按理說這兩種邏輯應該一致，盡良知的責任就是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就像那兩個美國記者，把水門事件那麽一曝光，自己就成了名記者。劉躍進說：“胡一兵你現在是商人了，戴一副孔方兄的眼鏡看世界，看什麽都是孔方兄，整個一個經濟動物。”胡一兵說：“劉躍進你站在講台上講什麽精神，道理一串一串紅辣椒似的，煞是好看，真碰了什麽事，砂子都擱在眼睛裏。你們那裏件件事都是公正的？我沒看見你跳出來吼那麽一嗓子。”這麽一說劉躍進馬上氣餒了，空洞地說：“那也不見得，那也不見得。”我說：“話別講散了，傘別撐開了，那你們的意思，我就不跳出來算了？我真的不相信一件事明明白白擺在那裏就是說不明白！”大家都笑了，說：“池大為到底比我們多讀幾年書，書生氣硬是重一些。”胡一兵說：“幾千年都沒講清，輪到你就能講清？講得清屈原也不跳江，嶽飛也不被殺，劉少奇也不死得不明不白，還有你自己的父親，怎麽樣？你跳出來那不是雞蛋碰石頭，簡直就是雞蛋碰地球。”他這一番話，把我的勇氣又打下去了。我說：“你們坐在這裏談玄很輕松，沒看到那些病人有多麽可憐。世界上就是有兩種人，一種是命都不值錢的人，一種是政績和面子重於泰山的人，第一種人總是為第二種人不斷地付出代價。”這麽一說，劉躍進就說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本來是反右的，彭德懷上了萬言書，突然轉向反左，結果是三年苦日子，人都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