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掛職五年，我竟然還不是公務員

出院時妻子去結賬，發現我不能按照公務員標準享受醫保。我急忙打電話向組織部咨詢，組織部的解釋是：掛職人員掛職期間身份不變，待重新安排新的工作崗位以後，按新的崗位重新確認身份。由於我掛職前是事業編制，也就是說，我掛職五年還不是公務員！

自離開政界以後，突然之間我從公眾的視野裏消失了。人們好奇地等待，等待我以全新的身份重返意見舞台再次發聲。許多人以為我會就此倒下，其實我一刻也未曾倒下，即使是倒在病床上，我的大腦也從未停止過思考。5月26日，臨上手術台的前一天，我接到了好朋友《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陳安慶打來的電話，他再次鼓勵我把掛職五年的經歷寫下來，為後世留一份珍貴的記憶。上午10點30分，手術室裏的護士準點來到病房接我去手術台，我交代我的妻子，三天以後把我的手提電腦拿到病房裏來，我要動手寫《官路》。妻子雖然不悅，但並不忍心拒絕我。她怕我全麻之後不再醒來。

其實我也害怕。

對於生死我原本看得很淡。每次七旬老父提醒我要注意身體，我總是很淡泊地對父親說：“生死有命，何必那麽在意？與其沒有意義地活在世上，不如死了的好。”那個時候之所以看淡生死，是因為還沒想好死後，我該為子孫後代留下點什麽。如果什麽也不想留，那就好好地享受生活，一旦大限來臨，因為沒有遺憾，所以能夠坦然面對。生命，其實只是一個過程。生，由不得你，死，亦由不得你。既然都由不得你，何必在意其長短？

10點43分，帶著強烈的求生欲望，我被推上了手術台。女麻醉師拿著一個麥黃色的呼吸罩，很溫柔地對我撒了一個善意的謊：“先吸兩口氧氣。”我信以為真，吸了兩口，便幸福安詳地暫時離開了“人世”。待我恢復知覺回到陽間，突然冒出了一種怪怪的感覺：“像這樣死去真好，沒有痛苦，不知不覺……”

第一個來看我的，是我的老師張萬雄。他原以為我是因為工作安排不爽，找一個借口住個院散散心，沒想到我一下子挨了十刀。其實，早在去年下半年我就應該手術，痛風結節讓我的手腳嚴重變形，可當時由於工作太忙，抽不出時間。到了今年3月，妻子敦促我趕快住院，我說，還是等一等吧，掛職就要結束了，待新的工作安排好了以後再做手術。我不願在離開之前給人們留下一個“借住院為名收斂錢財”的惡名，要走就走得幹幹凈凈。

對我的這種態度，父母極為贊賞。特別是一輩子省吃儉用、“把錢看得很重”的父親，突然變得大方起來，他主動對我說：“你馬上要到一個新的單位上班，路途遙遠，又沒了專車，很不方便。我也曉得你每個月只有那麽一點點收入，孩子要讀書，還要還房貸，為了照顧你，老婆又辭了職，連過日子都有些緊巴巴了，不可能有多余的錢去買車。我和你母親商量好了，等你好了我們出錢幫你買一輛。”

“二老的心意我領了，我暫時還不想買車，先擠一擠校車再說。”我不忍心去花父母積攢起來的辛苦錢，便不假思索地回絕了他們的好意，“你們要幫就幫幫大哥，他離了婚，生意又不景氣……”

“你大哥我不是不幫，只是暫時我不想幫，先逼逼他，不逼他不得上路，現在幫他他會產生依賴心理。你不一樣，從小就很自立。眼下你又遇到了困難，父母不幫你誰幫你？我和你母親攢的一點錢，遲早都是要給你們的，現在給你或許比將來給你更頂用一些……”

父親的一番話，讓我留下了熱淚，也幫我解開了一個多年未解的心結。在我們三弟兄中，我一直以為父母最溺愛哥哥，最偏愛弟弟，最不喜歡的就是我。其實是我誤解了他們，過去我不能理解，經歷了這次工作的變動和手術，讓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父愛、母愛的無私和偉大。自我突然調離官場以後，我發現父母一夜之間似乎衰老了許多；待我住進醫院以後，他們衰老得更為明顯。父母家離我動手術的醫院很遠，坐公交往返要花費近兩個小時。母親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給我熬稀飯並準備一天的飯菜，準備妥當以後，還要拖著年邁的身子，鍋碗瓢盆一大堆地往我的病房裏搬。父親雖然不會操持家務，但心累，生怕我抑郁，隔三差五就跑到病房來陪我，沒話找話地陪我海聊。他越找我聊我越難受，我會從內心裏感到慚愧：父母生病住院的時候，我何曾這樣待過他們？

我期望趕快出院，在醫院裏待的時間越長，我虧欠父母妻子的會更多。

終於等到了出院的日子。妻子結完賬回來滿臉狐疑地問我：“你當了五年市長助理、副市長，怎麽不能按照公務員的標準享受醫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