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亂收費逼我出絕招

當初，柳博溫市長和我談話讓我管教育時，他心裏比誰都清楚，整頓教育之風的重點不在“調幾個老師進城、提拔幾個老師‘做官’”，而是教育亂收費。調進城或提拔搞行政的老師再多，老百姓只會罵教育局的官員貪婪，不足以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產生任何影響。但教育亂收費則不一樣，上面盯得緊，媒體“曝”得兇，一旦成為典型，會直接影響政府一把手的仕途。

2003年，江南兩所農村中學為了創收，低價購進劣質米粉給學生當早餐，導致學生集體食物中毒，驚動了國務院，差點讓當時的市長下了台。老柳放棄交通局長的“肥缺”到江南來當市長，明眼人都知道他只是來過渡的，只等現任書記榮升他便名正言順地接過書記的位置。在這個節骨眼上，容不得有任何閃失。為什麽會選擇我一個市長助理去分管在當地老百姓眼裏被認為是“肥得流油”的教育口，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我年輕氣盛、敢打敢沖；心無旁騖，立功心切。而且最為關鍵的是，我在江南沒有利益羈絆，交給其他任何一個本地官員，都不可能為他動真刀真槍。

我帶著一種感恩的心態，接受了任務。當時我想得很天真，只要敦促教育局出台一個嚴厲的《辦法》，明確“誰亂收費誰下台”，就可以嚇住那些校長。我把我的想法和教育局長一說，他馬上把歷年來江南市人民政府頒發的各種制止教育亂收費的《決定》、《公告》等規範性文件拿出來，在我面前擺了一桌子。

我問他：“發了這麽多文件為什麽還制止不下來？”

他回答說：“積重難返！”

我想，絕對不是“積重難返”那麽簡單。我試圖通過解剖江南教育這個病體標本，找出醫治教育亂收費的靈丹妙藥。

但是，在真正了解了實際情況之後，我才發現了根治之難。盡管難，卻不能成為放任自流的理由。我責令江南市教育局對各校長下了一道江南教育有史以來最嚴厲的禁令：“誰亂收費誰下台！”禁令一下，效果似乎不錯，開學的時候沒有收到一個家長的投訴。可開學不到一個月，家長們又開始怨聲載道。原來，“我有政策校長有對策”，他們避開開學這個“高危敏感”時期，“滯後”亂收。全市那麽多的學校就好像泡在水中的葫蘆，摁哪只都不解決問題。迫不得已，我想出了一個妙招，向媒體公布我的手機號碼，開通了廣大家長向我直接投訴的渠道。號碼在雲夢發行量最大的都市報《雲夢信息報》上一經公布，當日我的手機差點打爆，整整耗盡了兩塊電池的電量。

投訴不僅僅只有江南的，還有許多外地的。粗心的讀者們只看到了《雲夢信息報》上的“市長助理公布手機號碼整治教育亂收費”，而忽略了“市長助理”前面的修飾定語“江南”，還以為我是雲夢市的市長助理，紛紛從河東、河西、大廠等地方打電話給我，要我去查查他們那裏的教育亂收費。遇到這種情況，我只能耐心地做出解釋。對方大都“哦”一聲掛斷電話，語氣顯得非常失望。

向媒體公布電話號碼的確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校長們夾緊了收費的尾巴，再也不敢輕舉妄動。盡管社會上發出了“寧市長真會作秀”的不同聲音，但我依然我行我素。為了檢驗這一妙招的真實療效，我悄悄來到了極為偏遠的王禾村教學點了解情況。

王禾村村小坐落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裏，全校五個教師（兩個公辦、三個退休返聘），六個年級三個班共30來個學生，是一所復式學校。經過近兩個小時的顛簸到達該校時，正值午飯時間。那時天氣尚冷，許多學生仍光著腳丫。每天他們從家裏帶幾把米，放在自帶的搪瓷茶杯裏，每月交幾塊錢送到學校食堂裏蒸熟，然後到學校小賣部花五毛錢買一包很辣很辣的“垃圾食品”噎飯，那情形看了讓人心寒。

看見一位年輕的老師端著一個飯盒蹲在近乎危房的屋檐下就著幾片辣椒幾根青菜吃飯，我走過去和他閑聊。他告訴我，他父母都是教師，他招教三年，每月工資580多元。妻子住在縣城裏，沒有工作，小孩剛剛出世不到三個月。他每周回家一趟，到鄉裏往返車費12元，從鄉裏租摩托到學校往返需花費20元，每月扣除夥食，所剩無幾，只能啃老。我問他，除了裸體工資，鄉中學就不再發點其他的補助啥的？他嘆了一口氣，道：“過去呢，鄉中學每月還發個幾十塊錢的補助，自打去年市裏面來了個麽哩姓寧的市長，硬要治理麽哩教育亂收費，斷了學校的財路。學校沒得來路，只好停發老師的補助。個個老師沒得不罵寧市長的娘的……”

我無言以對，默默地走到一個僻靜的角落，悄悄派人叫來校長，從口袋裏掏出五百塊錢交到校長手裏，對他說：“這是我的一點心意，給每個教師發一百塊錢，只當是這個月的補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