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來的人（第2/10頁）

“你會說法語嗎？”[2]他主動聊起了天。

“會，會一點，”克裏斯汀回答，“說得不好。”我要怎麽把球拍從他手裏拿回來才不會失禮呢？她心裏想著。

“但你的口音很好聽。”他的眼睛透過鏡片瞪著她：他是在故意獻殷勤嗎？克裏斯汀明知自己口音蹩腳。

“聽著，”她說，第一次顯出了不耐煩，“我真的要走了。請把球拍還給我。”

他加快了腳步，卻沒有歸還球拍的意思。“你要到哪裏去？”

“回家，”她回答，“我住的地方。”

“我現在和你一起去。”他滿懷希望地說。

“不行。”克裏斯汀回答：她非得對他強硬一點才行。她撲過去一把抓住球拍；一陣短暫的角力之後，他松了手。

“再見。”她說著，轉身不去看他那張困惑的臉，然後不緊不慢地小跑起來，希望這樣能讓他死心。如同從一只狂吠的惡犬身邊走開一樣：不可露怯。再說她有什麽好怕的呢？論身材她一個抵他兩個，而且她還有網球拍在手，他不能把她怎麽樣的。

雖然沒有回頭，但她知道他還在後面跟著。電車快來吧，她心想，的確是有一輛電車，不過還在軌道上很遠的地方，堵在紅燈後面。她剛走到車站不久，他便出現在她身旁，呼吸的聲音清晰可辨。她目視前方，一動不動。

“你是我的朋友。”他怯生生地說。

克裏斯汀動了惻隱之心：他到底不是想約她，他初來乍到，只是想認識一些本地的人；換了是她，也會有同樣的想法。

“對。”她說著，給了他一個微笑。

“這樣很好，”他說，“我的國家很遙遠。”

克裏斯汀想不出怎樣回答才合適。“聽上去很有意思，”她說，“非常有趣。[3]”電車終於來了；她打開錢包，拿出一張車票。

“我和你一起去。”他說。他的一只手抓住了克裏斯汀的手臂，手肘的上方。

“你……待在……這。”克裏斯汀說，忍著沒有擡高嗓門，但卻一字一頓，就像是在對一個耳背的人說話。她掙開他的手——他抓得並不緊，也無力對抗她打網球練出來的二頭肌——從街沿一躍登上電車的台階，聽著車門在身後吱吱嘎嘎地關上，長出一口氣。坐在電車裏，開出了一個路口，她才允許自己從一側的窗戶朝外看了一眼。他站在原地；似乎正在那本小便箋上寫著些什麽。

回到家後，克裏斯汀只來得及吃上幾口點心，但辯論社的活動她還是差點遲到。那天的辯題是，“戰爭已經過時。”她那一隊是正方，他們贏了。

從最後一門考試的考場裏出來，克裏斯汀情緒低落。倒不是因為考試，而是因為這是最後一門：這意味著這一學年也結束了。她如同往常一樣去咖啡店坐了一會兒，然後早早回家，因為好像也沒有其他事情可做。

“是你嗎，親愛的？”母親在客廳裏喊。她一定是聽到了房門關上的聲音。克裏斯汀走了進去，一屁股坐到沙發上，弄亂了擺放整齊的靠墊。

“考得怎麽樣，親愛的？”母親問道。

“還好。”克裏斯汀語氣平淡。確實還好；她及格了。她不是那種拔尖的學生，她自己知道，但她很用心。教授們總在她的學期論文上寫些“非常認真努力”，或者“構思全面，不過可能缺了些銳氣”之類的評語；他們給她B，偶爾是B+。她正在修讀政治經濟學，希望畢業之後去政府部門工作；靠著父親的人脈，還是很有機會的。

“那挺好的。”

克裏斯汀忿忿不平地想，母親也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考試究竟是什麽。她正在整理花瓶裏的劍蘭；戴著橡膠手套保護雙手，從事她所謂的“家務活”時，她都會這麽做。就克裏斯汀所知，她的家務活包括往花瓶裏插各種鮮花：黃水仙、郁金香、風信子，連同劍蘭、鳶尾和玫瑰，一直到紫菀和菊花。有時候她也做菜，動作優雅，用的是自動加熱的暖鍋[4]，不過她把烹飪看成是一種興趣。其他事情都由女傭一手包辦。克裏斯汀覺得，雇女傭多少有些不太道德。能雇到的那些女傭不是來自國外，就是已經懷孕；經常是一臉好像被人占了什麽便宜的表情。但母親反問不做女傭她們又能怎麽辦；她們只能去收容所，或者待在自己的國家裏，而克裏斯汀也不得不承認，她說的多半是事實。況且，和母親爭辯本來就很難。她看上去那麽優雅，打理得那麽精致，仿佛一聲刺耳的呼吸都會刮破了表皮。

“今天有個很有意思的年輕人打來電話，”母親說。她已經插好了劍蘭，正在脫手套。“他要找你，我說你不在家，然後我們好好聊了一會兒。你沒和我提過他嘛，親愛的。”她戴上眼鏡，那副眼鏡用一根裝飾精美的鏈條掛在她的脖子上，這是一個信號，她此刻的狀態是摩登、睿智，而非過時又古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