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返鄉之約：耶爾·芭塔娜（第4/9頁）

“我記得兩件事，”夏蓮娜·波特諾娃斯卡（Halina Bortnowska）在1943年華沙猶太區起義事件60周年的紀念文章《圍墻的罪惡陰影》中寫道：

不只來自書中或者是被講述的故事，它們同時也是夢裏不斷往復的恐怖。春天、陽光、四月的雲，黑暗、強權、旋渦中打著轉的黑雪降下，又好像是碎片狀的細小煙塵。“那來自於猶太區”，媽媽一邊擦著陽台上、臉上和眼前的黑雪，一邊這樣說。那時，一個人在白天，尤其是在夜裏，不難聽見爆炸和遠距離的槍擊聲。那在當時的華沙並不鮮有，但卻總能讓人感到害怕。“那沒什麽，那是在猶太區。”

直到今天，她還在為當時的距離感感到抱歉，認為那是“環繞著每個人的圍墻的罪惡陰影……就像是華沙的大屠殺，試圖將猶太人從人類群體裏驅逐，而我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順從了他們，成為幫兇”。那麽當那些來自槍炮的“黑雪”落在臉上、眼前時，她究竟有怎樣的感覺呢？“沒什麽，沒什麽，真的嗎？”

波特諾娃斯卡的故事，實際上是瑪麗·科茲瑪麗作為開場白的噩夢的一個有血有肉的版本。而這個總在循環往復的夢魘，恰恰是波蘭猶太復興委員會希望能夠終結的東西。“你覺得那個睡在裏福科被子下的老女人不想見你嗎？她忘了你嗎？你錯了，她每晚都會夢到你，夢到膽戰心驚。”而只有猶太人，330萬猶太人，回到波蘭，才能幫助4000萬波蘭人驅走他們的噩夢。芭塔娜的賭注是十分大膽的，那幾乎意味著親手打開地獄的大門：“我能夠感受到這樣的處境……我……親手撕開了所有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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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芭塔娜獲得久負盛名的威爾士國際藝術獎。該獎組委會表示她“將人類的境況與自身命運緊密相連”。盡管組委會並沒有刻意參照漢娜·阿倫特的作品《人的境況》這一書名，但她們之間的聯系仍然是十分緊密的。依然和格爾茲類似，芭塔娜的作品裏也有一條精心設計的中心線，串聯起了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來書寫那些無家可歸者、無國籍者與普通難民。一個“入口”在《一份政治想象的食譜》裏，被以標題“指導性想象”加以概括。“想象一個政權，”在這個標題下，文章的作者這樣邀請我們，“從而可以讓這些原本令人不安的概念諸如‘難民’、‘非法居留者’、‘移民（或外國）務工者’可以從中立的角度被看待，同時也可以暫時把它們從政治詞典中移出來。”（該文章的作者是以色列攝影師兼作家阿裏拉·阿鄒雷與阿迪·阿菲亞。）這樣一個政體，在組建開始，就會遵循阿倫特政治哲學理論的基礎，在組織原則上就以關心“所有被統治者的領域”為目的。在本書裏，阿倫特始終是我們的同行者。1943年，當最黑暗的時刻隱約浮現，她寫了一篇頗有知名度的短文——《我們難民》，創造了這樣一個富有創造力的說法：“如果要以講真話為開始，那麽我們都只是猶太人。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揭露自己的身份，使自己處在沒有任何特定法律，或是政治約定的保護的人類命運之下。我幾乎無法想象會有一種如此危險的態度。”而當藝術導演兼作家尤莉·卡爾森（Juli Carson）宣稱自己在作品線條上為《一份政治想象的食譜》做出的貢獻時，她同時也表示，阿倫特實際上是問了這樣一個問題：“在這樣的境況下，個體關於講真話這件事，究竟負有怎樣的責任呢？”（在書裏，阿倫特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靈魂人物的角色，她意味著這些文章些微的終結。）而那些無論是惡名昭著的，還是被隱藏的事實，總是需要被講出來的。猶太人被謀殺了，我們可以把阿倫特的話看作一種講述，因為她的話講出了真相：“我無法想象一種更危險的態度。”難免之所以會被憎恨，是因為他們表現的是人類的一種原始狀態。但恰恰是這個原因，當他們背井離鄉，他們所代表的，阿倫特相信，是一種對族群先鋒的意義。而作為整個世界的孤兒，猶太人所呈現的、令整個世界感到恐懼的，也正是這個世界不願意聽見的真相。他們自己甚至都不願意聽見。“我們被告知要遺忘，於是我們遺忘的速度超乎任何人的想象，”阿倫特表示，“經過了如此多的厄運，我們想要知道更多，同時也需要一把槍。”我們當然不應該去懷疑，猶太人是否有能力去否認其他人。“我們不會稱呼其他人是無國籍者，因為世界上大多數無國籍者都是猶太人。”而隨後阿倫特又補充，補充的內容剛好與芭塔娜的思考相照應：“我不知道會有怎樣的記憶與思考，駐留在我們每一夜的夢裏。”通過重構薩洛蒙的故事，作為前奧斯維辛的家族悲劇，並將其與黑暗的未來聯系起來，阿倫特在這篇文章裏也花費了很大篇幅，來描述新美利堅對猶太人的接納是多麽令人興奮——她自己也是理論上的一員，而隨後又是怎樣令人絕望，一度讓她有了自殺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