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返鄉之約：耶爾·芭塔娜（第3/9頁）

這也許需要我們回頭再度觀察格爾茲的工作，來看看她究竟是怎樣以一個藝術家的姿態，簡單梳理一個私人精神與政治交織的世界。她在2004年的作品《第一代》，以一個安置在斯德哥爾摩南部布特許爾卡小鎮的自動裝置，將許多人物面部特寫的碎片投影在玻璃建築的幕墻上。這些特寫放大到可以看清所有細節的程度，從陰影到每一個毛孔。但這裏沒有一張臉是完整的，於是也就沒有一個人是可以被辨認出來的。因此這些特寫表現的是扭曲的一種形式，人們作為他們自己的碎片，而想要讓自己置身其中，其他人就必須放棄自己的完整面目。而所有這些令人不安的影像——諸如密集的眼睫毛、緊皺的眉頭、凹陷的面頰，以固化或半透明、有形的或流動的形態，使得這些你不曾接觸過的人有機會與你“親近”。對於這次展出，博物館的負責人利夫·馬格努森（Lief Magnusson）解釋道，這些參與者都是“從其他地方搬過來的”居民。按照通常的說法，他們都是陌生人。其實在很多作品裏，格爾茲在詢問他們各自的故事的同時，也會向參與者提出一系列“規定問題”，例如在這次展出中，她會詢問每一個參與者：“你失去了什麽，又找到了什麽？你得到了什麽，又付出了什麽呢？”再一次，盡管可能縈繞不去而令人厭惡，但這種視覺的印象，實際上是給他們以談論自己的難得機會（他們的言語在展覽的內景中，同樣也被寫在了屏幕上）。而在馬格努森看來，這些作品則有助於探討一個中心任務：“傳播那些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他人的思考方式，從而促進自我理解與關照的理念。”於是以不同的方式，盡管可能存在對那些我們所拒斥的移民們的藝術加工，格爾茲與芭塔娜其實都在要求我們對這個時時陷入被驅逐、被謀殺，或者僅僅是被無視和被厭惡的群體，多一些關心。

盡管波蘭猶太復興委員會的出現已經代表了一種積極的信號，但芭塔娜依舊不對自己的訴求感到樂觀。1943年，波蘭地下組織的一位成員寫信給流亡政府，表示即便人數已經“極大地減少”，但由於非猶太裔已經“占據了他們的位置”，“讓猶太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仍舊是不可能的事”，同時這些移民已經證明，他們帶來的已經是一個“根本且決定性的”變化了。“猶太人的回歸，對於這些已經紮根下來的移民而言並不意味著回歸，反倒是一種變相的入侵”，他繼續寫道，“他們必然會著手保護自己，甚至是動用武力手段。”這可以稱得上是猶太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之一。而這種恐懼並沒有隨時間而減少。1992年，一位老農婦在接受波蘭的猶太歷史研究機構（ZIH）采訪時表示，“在緬濟熱茨[1]，許多房子都是屬於猶太人的，但（他們）卻沒有住在裏面。其他人現在住在裏面，我們不知道以後會怎樣：他們恐怕一直會要人們把房子還給他們吧。”

波蘭人與猶太人的關系從未得到緩和，事實上，隨著“二戰”結束，這種分歧反倒進一步加深了。記憶是種頑固的東西。而芭塔娜卻努力想要讓那些與人們自己的心願格格不入的事實呈現出來。這種企圖是要重建波蘭有關大屠殺的記憶，並且或多或少地重復所有形式的敵意，書寫那些充滿矛盾的故事，從而再度梳理猶太人與波蘭人在此前的關系。而從目前披露的事實來看，至少是在耶德瓦布內這一個地方，許許多多猶太人都慘死在他們鄰居的屠刀之下。[2]這一令人震驚的事實長時間始終處於隱秘的狀態，直到2000年才被歷史學家揚·格羅斯（Jan Gross）披露。但這同時也激起了波蘭人的強烈反應，他們堅稱自己的父輩是受到了德國人的欺騙才犯下這樣的過錯。另一些人則列舉了許多波蘭人在“二戰”中救助猶太人的真實故事，來為自己民族的善良辯護。然而更多的歷史事實卻證明，即便沒有“二戰”，在波蘭的猶太人也長期受到波蘭人的欺壓。更糟糕的是，在波蘭直到現在還存在一種聲音，認為大屠殺乃是德國人與猶太人的一次合謀，而那些殉道的波蘭人則經歷了一次來自占領國對民族自身的可怕撕裂——盡管這確實是事實。這同樣也是現代波蘭民族主義——盧森堡一度曾無比擔憂的精神狀況——的起點。而芭塔娜則帶領我們認清了整個“輪回”——波蘭人是怎樣從一個悲劇裏走出來，又正在試圖發起另一出悲劇。“如果說德國人將猶太人連根拔起的行為，確實使猶太人的波蘭鄰居受到了驚嚇和傷害，那麽他們在戰後選擇恪守反猶主義的主張就會顯得毫無道理。”波蘭歷史學家米歇爾·斯泰恩勞夫（Michel Steinlauf）說道。他的言語和芭塔娜試圖呈現的主張有著驚人的相似。以歷史為依據做出判斷看似是唯一合理的方式，但自相矛盾地，在對悲慘的故事有了準確而全面的認識之後，芭塔娜卻仍在要求人們，要去思考那些不可想象的悲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