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民主之形：艾斯特·莎萊夫－格爾茲（第2/11頁）

如果說格爾茲把我們帶回到對阿倫特的思考中，那麽她也同樣使我們想起另一位優雅但命途多舛的偉大女性盧森堡的生命與時代。她所提供的那些無形的、在今天已經銷聲匿跡的經驗，仍然使我們獲益良多［這種聯系在她與柯亨·格爾茲1998年合作的作品《柏林調查》（The Berlin Inquiry）中更加明顯。這次展出幾乎面向了全體柏林人，在赫貝爾劇場有一次，另一次則是在羅莎·盧森堡廣場的人民劇院裏］。這也是勞動者的空間，而盧森堡曾渴望和為之奮鬥終生的有關解放的心願，在以女性歷史為主題的《記憶回聲》裏也有片段式的呈現。這也就是為何在重構這段時光時，她們的出席與尊嚴會被放在首位。盧森堡自然無法見證以跨國公司、全球化開發為偽裝的資本主義復辟，也無從預知英國的工業基礎因為撒切爾主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被摧毀，盡管她確實已經預見到針對工人們的政治毒素隱藏在經濟與政治進步花言巧語之下的露骨企圖。她沒有看到工人們從工作中解脫出來，並不是因為革命勝利，而是由於裝在灰色信封裏的停工通知，以及接踵而至卻不曾預告的生計問題：“這種毫無征兆是不可思議的。”格爾茲很關注歷史的連貫性，而重大事件旁邊的歷史時刻經常會被人們忽略（我們常把它稱為“遺失的時光”）。她的天賦在於，她可以將“隱秘的事實”從無人問津的世界角落抽離出來，使得其可以在所謂的世界真相面前不被摧毀。但她從未誇大自己的目的——她從未把實現某種目的作為目標。她是一位用安靜的聲音與世界抗辯的藝術家。

在格爾茲把我們帶回到從前的同時，她也具有強烈的現代意識，對於資本主義的摧毀與危機了如指掌。在女性身上，這種危機表現為將女性在21世紀的目標限定為“緊縮”：“約有七成女性的社會保險與福利將會被削減，人均削減的金額大約有十八英鎊之多”；“這種削減將進一步拉大性別差異，報道指出……女性福利已經成為這場危機最受影響的‘重災區’”；“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的金融政策對女性的影響程度是男性的三倍。“2000年在德國布倫瑞克的阿登納橋上進行的一次裝置藝術展，以投影的方式在水面上呈現了一枚不斷旋轉的硬幣。就在這次演出前不久，歐元開始全面流通，但隨即而來的便是股市崩盤（此時已經有了一點征兆）。這次展出實際上演示的是人類的兩種“夢境”：一是“永恒運動“（”永動機”正是這個作品的標題）；另一個則是“指導性的經濟法規將為市場的良性運轉保駕護航”。永恒運動的是一枚十法郎的硬幣，象征的是“它的廢止將被永久推遲”，而今天對歐元區的批判與市場信仰倒塌的聯系，更顯得這次展出具有預言的色彩。從這層意義上說，格爾茲是另一位揭露“全能”神話虛偽面紗的女人。正如我們今天看到的，經濟法規絕非有效的手段。它容易犯錯，甚至即便是經過了積極冷靜的重建，它還是會失敗（市場所謂的“良性運轉”在多數時候只是避免重蹈覆轍）。而這同充分就業與經濟衰退期內的金融投入一道，成為梅納德·凱恩斯（Maynard Keynes）最根本的經濟思想。但是正如女性主義者反復質疑的，世界究竟為什麽必須處在掌握與控制之下？而格爾茲的工作，則是提醒我們關注那些被忽略的身體、面孔和故事，他們是怎樣為生活與底層的空氣而喧嘩吵鬧。通過這樣的方式，她揭露了這樣的控制欲望的愚蠢。

因此，重建早期工業文明歷史，成了鞏固這種認知最先，也是最重要的動作與回饋。美國邁阿密沃爾夫森尼爾博物館收集了大量1880-1945年設計領域的重要文件、藝術品與制成品，其中包括闡明有關大蕭條時期、俄國革命時期以及兩次世界大戰時期工人生存狀態的人工制品與攝影作品——那恰恰是本書的開始，從盧森堡到夢露的時代。就像是夢露曾哀嘆的，為何好萊塢取得了無數的榮耀，但對於為之奉獻的工人們，除了剝削與壓迫外卻沒有任何表示，沒有任何紀念物或是博物館留給他們呢（這裏的“工人”也包括夢露最為看重的觀眾們）？盡管嚴格上說，好萊塢並不屬於工業革命的產物，但它對於工人的奉獻“一絲不苟的專注”，使得它也成了沃爾夫森尼爾博物館展出的一部分。2011年，格爾茲在這裏舉行了一次展出，而在此之前，它們也曾邀請過一些藝術家，但卻從未讓其中任何一個如此深入他們的收藏品之中。在充分浸潤了博物館展現的當地社群與其自身的生命力之後，她邀請參與者自己隨意選擇一幅版畫或攝影作品，站在攝像機前對其進行描述，並將視頻放置在藝術品周圍——它們同樣是人類勞動的結果，然後對這些描述進行評價。展館的負責人記下了她通過這次展示與員工及當地居民建立的深刻聯系，她是怎樣充分地介入了他們的世界。如果仔細考察格爾茲帶給人們的東西，深深的眷戀始終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在她的作品裏，她是作者，但這些內容通常是由許多人完成的，因此不能完全歸於她一個人的功勞（所有的參與者都會在展出中署名，並在展覽的相關出版物中有所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