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瑪麗蓮·夢露（第3/15頁）

至少我們可以確信，無論夢露站在怎樣的陣營——我們暫且不談論她是否真正曾經站到過某個陣營中——她的選擇一定是出人意料的。如果夢露曾提供了一個想象中的“完美美國”，我們也不應對這想象背後的事實感到驚訝：作為完美背後的陰影，一些同樣屬於這個國家的想象之物，暴露了好萊塢作為一種白人暴力的存在。我們可以輕描淡寫地說，夢露出生在了一個錯誤的地方——她是從貧民窟走出來的大明星。她在洛杉磯的郊區長大，童年時代經歷了無數個寄養家庭。而在夢露小時候，她的母親就在她眼前被穿上束縛衣，送進了精神病院（很難想象她當時的心情）。九歲時，夢露被送進了孤兒院，但她拒絕承認自己是個孤兒，即便她的母親此時已不在人世。她的最後一位傳記作者洛伊絲·班納（Lois Banner）寫道：“她出生在一個私生子被認為是非法的年代……接受救濟，在那個年代則被看成恥辱。”而她的親戚們“也患有精神病，使得這幾乎可以看成家族的遺傳，標記了人類某種不可避免的退化”。於是和薩洛蒙一樣，夢露同樣背負著退化的恥辱和威脅（盧森堡也一樣，她既是個“跛子”，還是個猶太人）。

夢露的故事被反復講述，她自己就講過很多次。盡管一些細節受到質疑，但人們還是相信她所講的故事。然而有些自相矛盾的是，這真實的故事反倒符合她演繹的虛構形象——一個白手起家的“美國夢”具體化身。但夢露的故事並不浪漫，反而要殘酷許多。在1962年的筆記裏，她觀察到“一種始終如一的愛與關切的缺失。恐懼與懷疑才是這世界的常態。沒有什麽美好的東西存在，除了從孩子、老者與弱者身上看到的有關生命基本需求的渴望”。“我能從所有被迫害的人身上體會到偉大的情感。”後來的編輯者曾認為這組筆記是她為了接受采訪所做的準備，所以看起來很像是“自言自語”。但事實上，它們並不只是自說自話那麽簡單。早在1945年，她就曾告訴自己的早期攝影師安德烈·德·迪尼斯（Andrede Dienes），如果她可以搬去紐約，她就要去讀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然後幫助打不起官司的窮人。對於韋瑟比而言，她的確曾對街上的乞丐和酒鬼表示過憐憫：他自己就遇見過兩次，這和其他明星的表現完全不同。在夢露看來，卑微是一種特許，使人可以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的感受。“不要害怕去問任何事情，你要知道我自己就是從底層‘問’過來的。”她曾如此鼓勵自己前夫阿瑟·米勒的孩子。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限制，“她符合一切充滿生命力的條件。”韋瑟比如此評價道。

簡單地說，無論夢露成為怎樣的巨星，她都不曾忘記自己的出身。“我不認為以我們普通人的生活，應該對像她這樣的人的私生活產生興趣，”她生命末期的女仆莉娜·佩皮通這樣寫道，“但人們卻都是這樣做的。”（這句話是否真的來自她的女仆尚未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觀點她身邊的人也是贊同的。）顯然，她是將韋瑟比當作自己的同伴。“我看到你和所有人談話，唯獨除了我。”當她用這句話俘獲了他時，正如他最初假定的，她並沒有把什麽當成目的。她提供給他一些內容更像是對好萊塢陰暗面的揭露。“你只關心那些大明星，現在你應當去看看那些默默無名，卻不懈努力的人。去施瓦布（Schwab）[10]瞧瞧吧。”而當他照她的話去做之後，他被自己看到的成癮、失敗、貧窮和痛苦震驚。而夢露此時則告訴他，這意味著他“畢業了”：“當我第一次主演電影時，我回到了那裏，我覺得這些不幸的人看到一個交了好運的人，大概也會時來運轉。但沒有人認出我，我也不想告訴他們我曾經是誰，我成了這裏的陌生人。”他們沒認出她，卻都是她的觀眾，而這些仍在奮鬥的人是她心目中最重要的觀眾。她始終堅持，是觀眾而非工作室，讓她成為巨星。阿瑟·米勒總結道：“她所依賴的，是那些普通階層的觀眾：工人、酒吧裏的人、被未付清的賬單糾纏的家庭主婦、迷茫的大學生，他們都是被無視、被欺騙、被操縱的大眾——但對她而言卻是最重要的人。她希望他們可以覺得，自己付錢看到的有關她的每一幅影像都是值得的。”

就這樣，對公眾近乎粗暴的剝削也成了她厭惡好萊塢的一個原因。她曾抱怨，“沒有人可以得到什麽”——沒有紀念品，更別提屬於大眾的博物館了，“那些身家百萬的人卷走了一切，然後就跑路，什麽也不會留給工人們”。我們可以推測，她已經看慣了這種在“商品”與“商品”背後隱藏的勞動之間殘忍的剝離了。而這恰恰是好萊塢用在女性身上，並稱之為範本與典型案例的慣用伎倆。而根據幫助她在嫁給阿瑟·米勒後改自己信仰為猶太教的拉比羅伯特·戈爾德貝格（Robert Goldberg）的說辭，猶太教的吸引力，其實更在於她對自己“底層失敗者”的身份認同（同樣或許也包括猶太教中“倫理的、預言性的理想，以及對親密的家庭生活的強調”）。夢露也曾對桑德伯格表示“猶太人是全世界的孤兒”。但諷刺地，根據桑德伯格的記錄，當時好萊塢的主要投資人大多是東歐猶太人，他們拼命想要逃離自己的身份，而青睞夢露的原因，是她“要多不像猶太人就有多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