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繪畫對抗恐怖：夏洛特·薩洛蒙（第3/13頁）

正如許多學者和批評家在討論《人生？如戲？》時指出，這部作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引起了人們的矚目。盡管作品是“畫”和“寫”成的，但僅僅說“閱讀”這些作品並不恰當，因為那更像是一種生命體驗。當你的目光投射到這些畫面上時，你便很難再將自己對它們的印象從大腦中驅散。無論從怎樣的角度，這部作品都演繹了非凡的包容性與實驗性，同時以絕對的陌生感，標記了自己獨一無二的價值。《人生？如戲？》無疑是一出宏偉的視覺詩性交響樂，但我們無法從和諧與否的角度對它進行考察。同樣的不確定性也出現在作品的主題上。在薩洛蒙安排的曲調之下，人與事物在作品中的關系並不能被確定。你無法判斷當畫中的一個人物講話時，聆聽者究竟是誰，它們是否存在於同一個空間之內。薩洛蒙在作品中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視覺化的形式：當聆聽者在緊閉的門後面時，他不斷反復聽到的，其實是自己的喃喃自語，因為他始終處於孤立無援的境況之下。音樂的表現同樣呈現出古怪的單調，就好像每個出場人物都擁有自己既定的曲調。每個人物都從自己的生活中抽離出來，被描繪、轉換成可反復出現的模樣。這就意味著，他們在畫面上的存在，同樣也為畫面上的“聲音”提供了某種支撐。薩洛蒙的做法符合克裏斯托弗·博拉斯的理論：倘若僅僅是片面地介入某個人的生活，一個感受者對他的全部印象，則都可以以一段持久、單調的旋律來概括。

在每個人物出場的時刻，代表他們每個人的旋律都會闖進我們的腦海：例如巴赫的詠嘆調《與主同行》（Bistdubeimir）代表了以薩洛蒙自己的繼母、著名的女高音寶拉·林德伯格（Paula Lindberg）為原型的人物寶拉琳卡（Paulinka）；《卡門》中的《鬥牛士之歌》則屬於寶拉琳卡的導師兼追求者，後來成為薩洛蒙情人的阿瑪迪斯·達博羅恩（Amadeus Daberlohn），他在現實中對應的是卓越的聲樂導師、作家阿爾弗雷德·沃夫森。事實上，還有另外一首“主打歌”——《我失去了歐律狄刻》，來自格魯克（Gluck）的名歌劇《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Orfeoed Euridice）中俄耳甫斯（Orpheus）對歐律狄刻（Eurydice）的悼念。這同時也是寶拉琳卡——寶拉在現實生活裏的成名作。這首曲子同時也在薩洛蒙的姨媽自殺身亡時，被用在她的外祖父身上（暗示了悲劇的血統世代相傳）[3]。薩洛蒙母親的曲調是《我們為你纏繞新娘花環》（We Twinefor Thee the Bridal Wreath），來自於韋伯（Carl Mariavon Weber）的歌劇《魔彈射手》（Die Freischutz），意在暗示其不可逃脫的宿命[4]。除了引用這些古典作品，她還在作品裏提及了一些德國民間流行的小調，甚至還包括納粹的一些行軍曲，像《德意志高於一切》，就被她當作了自己與外祖父母一同生活的20世紀20年代末的背景音樂，盡管古怪，卻帶有無比精確的歷史性。和大多數德裔猶太人在20世紀最開始所經歷的那些事情一樣，薩洛蒙的家庭起先並不懷疑自己與這個國家的從屬關系。他們自認為自己的德國人身份是無可動搖的，於是並不十分懼怕那些狂熱的愛國者——他們甚至會因為彼此“無可置疑”的身份而歡聚一堂，直到後者將槍口對準他們。

凡此種種，薩洛蒙為我們呈現的，是一份德國在20世紀初期歷史的“音樂拷貝”，而這個國家顯然已經為炮制接下來的大浩劫做好了準備。盡管這些曲調只是我們在觀看畫面和閱讀文字時的陪襯，但這聲音卻如同畫面解說者的聲音一般清晰而明朗（一個德裔猶太人或許可以在畫作中認出每一個角色）。綜合在一起，它們提供了一種音樂層面的“不和諧”，即《與主同行》（Abide With Me）、《受打擊的時刻》（Strike Then Thou,OBlessed Hour）這些純凈肅穆的音樂與法西斯的狂暴相對比。薩洛蒙提供的是一份對於她的時代小心翼翼的音樂記錄，正如其他藝術形式一樣，它處於歷史轉折風暴的中心，並且只有如此才能發現自己的存在。音樂通常蘊含著反抗的力量，這一點在薩洛蒙的家庭裏體現得同樣明顯——音樂幾乎是他們用以抗衡困難的核心方式。在學者伯納德·瓦薩斯坦（Bernard Wasserstein）有關歐洲猶太人在大戰起始階段生活的新書《前夜》（On the Eve）中，他記述了一場在1933年從萊比錫的聖托馬斯教堂播送的廣播音樂會。而那個夜晚之後，猶太人便被禁止參與一切公共性的演出。在那次音樂會上，薩洛蒙的繼母寶拉·林德伯格演唱的是巴赫康塔塔[5]159《我們即將抵達耶路撒冷》（Sehet,Wir Gehn Hinauf Gen Jerusalem），此時的唱詩班男孩們卻不得不戴上納粹臂章。根據瓦薩斯坦的記錄，寶拉回想起那晚的男低音詠嘆調《晚安世界》時，她與多數的聽眾，尤其是那些猶太聽眾一樣，仿佛聽到了《聖經》中著名的神諭“彌尼-提客勒”[6]——預示了伯沙撒即將遭遇的滅頂之災。薩洛蒙的創作是深入靈魂的，尤其注重描繪當時德裔猶太人的精神狀況。而在這一點上，瓦薩斯坦也指出，“尤其是德裔猶太人，古典音樂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相當於自我創造的另一種宗教”（他將這部分討論所屬的章節，從文化的角度命名為“上帝的出席”，顯然也體現了古典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