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走出癌症（第3/6頁）

和韋伯太太這樣普通的、堅強的人相比，我覺得自己沒有埋怨命運的權利。

吉姆，我的前夫，他第一次來看我時，我還在重症監護室裏，他冰涼的淚水把我從昏迷中喚醒，模糊中我只看到一束鮮花在搖晃。當吉姆再次捧著一束花來看我時，我能坐起來了。能坐起來，我就一定要讀書，吉姆的大衣口袋裏果真為我帶來了一本書：猶太人馬塞爾·賴希-拉尼茨基寫的《我的一生》。我完全沉浸到書裏，與猶太人在德國納粹集中營裏的悲慘命運、與他們的生死抗爭同悲同泣，護士多次驚訝地走過來問：“梅女士，再給您加一些止痛藥好嗎？您不需要強忍，按醫生的規定，您的止痛藥劑量還剩下很多。”我搖頭謝過護士，我並沒有強忍，而是沉浸在書中，完全忘記了手術傷口的疼痛。

猶太人能走出集中營，我難道不能走出醫院，走出癌症嗎？——我嘴裏沒說，心裏這麽認定。心裏認定的，就一定要去做。

專心、靜心養病，當我這樣下定了決心，傷口就恢復得很快。2000年12月30日，大手術後第12天，連傷口的線都沒有全部拆完，在我的請求下，醫生同意我出院了。我沒能在家過聖誕節，更渴望在家過新年，我要回家。12月31日，時任全德留學服務中心主任的姜大源老師打來電話，他是極少幾個知道我生病的人之一，他關切地問：“你出院了嗎？能自己走動了嗎？我們非常希望你來大使館參加新年音樂會，如果能來，我到大門口接你。”感激之情湧上心頭，我稍微化了化妝，叫了一輛出租車到了大使館。眾多的熟人中，只有個別人發現了：“梅，你的臉色不大好，你瘦了很多。”在整場音樂會中，我必須時不時撫摸我的傷口，我的精神卻異常好，那是手術後我第一次在硬椅子上足足坐了兩個多小時。

2001年1月1日，我重新坐到我的電腦椅子上，新的一年開始了，我要以工作開始。

從我走進醫院做癌症大手術到出院，僅僅用了12天。當我出院時，我的傷口部分拆了線，還有一部分要過些天才能拆。2000年，新千年歲末，我出院了。醫院裏沒有鐘聲，外面有鐘聲，全世界都在敲響鐘聲，是新千年的鐘聲。吉姆以為我會死，可是我沒有死。

人因為一腳踏進了死亡的門檻，所以更明白要怎麽活著。我不想死，我想聽著2000年最後的鐘聲，開啟一段新的生命征程。

雖然，癌症大手術後，我的身體終生致殘了。

帶著傷痛重返工作

2001年1月1日，我重新坐到計算機前工作，傷口還在疼痛，我拿一個柔軟的枕頭撫著傷口。其實我的心情很激動。

人民美術出版社在全國舉辦了“翔雲杯”兒童繪畫作品比賽，從兩萬多幅參賽作品中挑選出了100幅優秀作品，想要將它們帶到柏林來展覽，我為他們聯系了柏林藝術大學——世界上最高、最著名的藝術殿堂之一。孩子們的作品將在柏林藝術大學展出。屆時，十多位學生和十多位教師組成的代表團將參加開幕式，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了，他們即將到達。

將100幅作品的名稱翻譯成德語；

將100幅作品的作者姓名、年齡、性別，用中德兩種文字做成標簽；

將100幅作品的小作者的學校名稱翻譯成德語，讓參觀者知道他們來自中國的二十多個省份，五十多個民族。

一幅幅欣賞著孩子們率真、大膽又技藝高超的畫，就像看一幅幅祖國的山山水水，昔日民俗、今日風貌，我忘記了自己的病痛，時時沉浸在感動與欣喜的淚水中。

2月初，代表團三十多位成員一起到達了柏林。

在代表團到達柏林的當天，我在接待代表團的忙碌中，還抽空趕往柏林的卡迪威商店為孩子們買了禮物。

當時卡迪威是歐洲最大的百貨店，6層樓，商品應有盡有。從一層的化妝品、首飾，一直往上有男女時裝、圖書、光盤、電器、餐具、家具及廚房用具。頂樓的美食廊不錯，坐在棕櫚叢下，繁華的市容盡收眼底，不遠處即是“斷頭教堂“——”二戰”中毀於盟軍戰火，反而產生了一種殘缺的美和震撼力——歷史與現實交織，仿佛就從杯底的咖啡中流過……

卡迪威有一個角落，我敢打賭沒有多少人像我這樣鐘情於它、愛戀它、利用它，而且十多年後卡迪威重新裝修布局時這個角落真的不存在了。當年，3層圖書區有一小片賣舊郵票的地方，那裏有相當多的郵票是按重量來賣的，50克、100克、200克、500克，有各種分類：德國的、東歐的、西歐的、亞洲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昆蟲的、人物的、“二戰”前的，“二戰”後的等，每一張郵票都有一個故事，每一張郵票都有一段歷史，每一張郵票都是一個特色的構圖，最重要的是，每一盒郵票裏都會有幾十甚至幾百張郵票，只需要花幾個到幾十個馬克，也就是幾十到幾百元人民幣，我喜歡去給孩子們挑郵票。包裝盒不讓打開，我只能從主題和盒子的透明塑料膜窗口中看到部分郵票，我撫摸著一盒盒郵票，把盒子晃來晃去，以便裏面更多的郵票在透明塑料膜窗口中輪流呈現出來，那一張張郵票圖案變成了代表團的孩子們爭搶郵票的笑臉，我仿佛聽到了孩子們驚訝和歡快的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