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7

但並非一直如此。在這所聲名顯赫的大學裏，有一位著名的英國教授曾輕蔑地稱一類人為“沒文化的烏合之眾”。米拉、瓦爾和我就屬於這一類人。當然，還有一些大齡男人也是，他們大多是天主教耶穌會牧師。我不知道哈佛大學為什麽會錄取我們，這可不是它的一貫作風。也許是因為戰爭吧——我們沒法應征入伍。可是，在那些迷茫的面孔中，只有我們幾個備感孤獨。有幾個人看上去很年輕，看面相還不到二十歲：凱拉二十四歲了，伊索二十六歲了，克拉麗莎也二十三歲了。可是，米拉和我都三十八歲了，瓦爾三十九歲了。真是沒法比。教我們的教授中，很多都比我們年輕，研究生院的院長也才三十五歲。如此，是有些奇怪。我們都很孤獨，而且對自己的洞察力充滿了自信，我們不習慣別人把我們當成傻瓜，也不習慣別人在我們面前耍威風。我們不喜歡院長把我們當成難以管束的學生，卻不知道該怎麽辦。有制度的限制，你似乎沒法要求平等，你明白的。於是你只能放棄了。至少，我就是這樣的。你就少和他們說話，自己學習，取得學分，與他們少來往就是了。當你完成學業，想讓老師給你寫推薦信時，他們會在信中誇你是個多麽了不起的母親，或是人到中年依然如此有恒心。

總之，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彼此。剛開始，米拉走在劍橋的街道上時，感覺自己像個外國人或者罪人。她留著一頭染色的卷發，穿著針織三件套和絲襪，系著腰帶，穿著高跟鞋，拿著相配的手包，感覺自己就像布朗克斯來的“恐龍”。她與他們一一擦肩而過，大多是年輕的面孔，男的蓄須，女的留長發，他們穿著破舊的牛仔裝或內戰時的制服，或者披著披肩，穿著長長的祖母裙或紗麗，各種奇裝異服都有人穿。沒有人看她一眼，所有人都目不斜視。就算他們恰好看到了她，也是瞥一眼便移開目光。她真覺得要瘋了。

她被迫重新認識自己。可是，她在新澤西的大學學到的東西並不能幫到她。學校位於郊區正中，那裏的人見多了郊區的主婦們，他們習慣了郊區生活，自己也成了郊區居民。在那裏，她能感到自己是人類的一員。男人們經過她身旁時，眼睛會亮一下，這讓她覺得自己風韻猶存，於是便安心了。有時候，她從別人身旁經過，或是已經走遠時，還會有人扭過頭來看她。

搬去劍橋後，米拉才開始意識到，她是多麽依賴那些欣賞的眼神、那些回頭的目光，如此，她才能感覺到自己的重要性。那是在一九六八年，當時的劍橋是那麽年輕，一切情況與她想象中完全相反。剛去那兒的頭幾天，她跑出去買貼擱板的紙和圖釘，想裝飾一下房間，回來以後，她會瘋狂地照鏡子，梳頭發，抹上各種化妝品，不停地試衣服。她跑出去買了短褶裙和白襪子，把珍珠項鏈從積灰的盒子裏拿出來。可是沒用。和諾姆離婚後，她第一次感到孑然一身，第一次感到徹底無臉見人。在新澤西時，她還有朋友，那些友好的夫婦經常邀請她去家裏吃晚餐，當然，也會邀請他們所認識的單身男士。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個住著漂亮的大房子、帶著兩個兒子的離婚女人，如今又回去上學了。

但在劍橋，到處都是年輕人，他們就像箭一樣奔向自己的目標。他們總是很憤怒，他們不理解舊世界為何如此腐敗，而且會繼續腐敗下去；他們不明白，它為什麽不生病死去，或者，更寧願它發現自己有病，於是自殺而亡。他們目中無人地走向自己的目標，偶爾在馬薩街[3]上與別人撞個滿懷，甚至都不記得說一句“借過一下”。不管怎樣，他們是什麽都不缺的年輕人。他們什麽都懂，就是不懂分寸。

可米拉不這麽想。她只是以自己的眼光觀察事物。她覺得他們在排斥她，排斥她這個人。夜深人靜時，她坐下來喝白蘭地，突然意識到，這一生，她認識自我從來都是靠別人，比如屠夫看見她時的微笑和恭維，或是給地板打蠟的工人對她傾慕的目光，或者大學校園裏男人的一次回頭——都是對她外表的贊美。這令她毛骨悚然，她想起了莉莉。如何才能停止這種狀況？一個人怎能用如此荒唐的東西來保持自我？怎樣才能擺脫這種狀態？

她坐在黑暗裏，抽著煙。黑暗中，她看不見這簡陋的、墻紙都脫落了的房間，房間裏還有幾張破舊的桌子。她回想起諾姆走後的那一年，在貝爾維尤那座豪華的房子裏，坐在黑暗中的感覺。她試著從內心深處去感受那時的辛酸和她對孩子們、對屠夫和上蠟工人爆發出的無法控制的憤怒。她在劍橋感覺很不自在，進而覺得自己的一生都很委屈。她努力學習，殫精竭慮，似乎發現了能讓自己感到自在的秘訣，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她的生命都耗費在維持外表上，就像瑪莎全神貫注地閱讀《女性家庭期刊》和《家政》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