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2章 宦修派的崛起（第2/4頁）

而到底是不是在合法行使權力，判斷標準只有一個：符合道德。

那怎麽看當事人是不是真的符合道德呢？

簡單，就是看你所做的事，你做事後產生的後果，是不是符合道德要求。

一個人可以逮捕不法分子，可以舉報偵查貪官，前提是你做事的過程和後果，是好還是壞。

你抓錯了人，舉報錯了人，你說你好心辦了壞事，那不好意思，你就要受到懲處。

因為你的結果，沒有符合道德要求。

你一家學堂，逮捕了犯罪分子，那沒問題，你是在行使公權力。可要是這家學堂抓錯了人，那麽學堂就要受到懲罰。

這就是大唐的公權力，聽起來是不是很霸道？

其實，華夏古代政治，一直是這麽幹的。

族權行使的，就是一種公權力。在華夏古代，所謂的公，從來就不是朝廷和官府壟斷，其判斷標準是公心。也就是所謂“為公為私”。

宋朝各部門的相互彈劾和職責上的重疊，也是這種公權力的體現。只不過，趙官家這麽幹是制衡權術，而李洛這麽幹是為了各部門相互監督。

那麽華夏古代以封建道德為依據的法律，是不是落後於時代呢？是不是不能進化出比西方更好的法制體系呢？

當然不是。

比較一下就知道了。華夏後世的治安環境，很明顯比西方好，而且還是發展中國家。

為什麽？

就是因為古代德治法律體系的慣性影響。說句不自誇的話，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一貫就比西方強。

李洛和崔秀寧完全能在華夏傳統的基礎上，搞出比後世西方更好的法制設計。

華夏這樣的文明，要真是如此不堪，那早就煙消雲散了。

自己搞出一套東西，成為將來的世界普世價值，不好麽？

對公權力的制衡，完全可以通過各部門的相互制約監督，打破官官相護的習俗。弱化黨爭和路線之爭，代之以部門之爭，更有利於吏治。部門之間相互找問題，官員貪腐就更加困難，濫用職權、不作為、官道失貞等行為就更容易暴露。

這難道不比“法無授權不可為”強？

“法無授權不可為”，並沒有推導出“法有授權必要為”，政府完全可以推卸責任，裝聾作啞。後世西方政府信奉在管理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放任自流就有依據了。

歷史選擇西方文明難道是注定的？無非是後世西方發達了，先制定了標準，掌握了意識形態的霸權而已。

兩人要是在古代就處處學西方，那也太Low了。反正，大唐不能在後世出現一條鐵路因為私人反對就修不好，手段殘忍的殺人犯還能繼續活命，出現重大疫情無法管控，明明是發達國家卻治安長期惡化的情況。

就是到了積貧積弱的晚清，西方已經占據壓倒性優勢的情況下，曾李左張這些人傑，也仍然主張中體西用，難道一定是錯的？他們都是傻子麽？

他們失敗了，不代表中體西用就完全不行。和魂洋才就行，中體西用就不行？要是滿清是漢人王朝，是不是結果就有所不同？

至於讓全民參與監督的銅簋制度，難道一句“告密成風，人人自危”就抹殺了麽？

銅簋制度的本質，就是後世的檢舉揭發制度，作用又類似後世的攝像頭監控體系。後世任何單位，哪怕是一家國企，都設有檢舉揭發制度。

這就是為何崔秀寧沒有限制銅簋設置權限的原因。理論上說，就算是民間商社組織，內部也能設置銅簋！

這的確造成了告密成風，可好處卻遠遠大於弊端。這是對掌握權力資源者的制約。不然，發生了不法之事，朝廷能有那麽多眼睛盯著？

後世老虎和蒼蠅落馬，大半都是因為舉報揭發制度起的作用。還不能說明問題？武周時期，反對武則天的那麽多，卻始終成不了氣候，銅簋起了多大的作用？

所以，司婦寺沒有越權。因為風月場所本就是司婦寺的管轄範圍。要是風月場所不設置銅簋，崔秀寧反而會覺得辛苦這個寺卿當的不夠好。

大唐的各種銅簋，都是寫有各官衙名稱的。有人把舉報信投到了司婦寺的專有銅簋，就說明舉報者是女子，需要司婦寺保護，難道不該管麽？

舉報信應該投到什麽衙門的銅簋，舉報人心裏沒數？某人要舉報警堂，總不會傻到把舉報信投遞到警部的銅簋，而是投到禦史台或者大安府的銅簋，甚至憲兵司和法部（刑部）的銅簋。

警部可能包庇下面的警堂，可大安府或禦史台怎麽可能包庇警部？他們巴不得警部出問題好吧。

同樣，某人舉報學堂，也不太可能把舉報信投到主管學堂的禮部，而是可能投到警部的銅簋。而警部怎麽可能會替禮部遮掩？當然巴不得對方真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