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才不幾天，我六年前辦案抓錯人的說法就已經在局裏鬧得沸沸揚揚的了，幾乎盡人皆知，仿佛那不僅僅是可能，而是已經確鑿的事實。真是人言可畏，在一向保密措施嚴格的公安局裏，這絕對算是本年度的頭條新聞。其中一個版本頗為傳神，連細節都有根有據，有鼻子有眼——傳說六年前那個案子的兇手楊震山有個兒子——我怎麽就沒查出他還有個兒子呢？！正準備向法院起訴，要求給他老子平反，並要求國家賠償，至於楊震山的老婆，由於協助楊震山作下一系列兇殺案，至今仍關在郊區的一所監獄裏，而那個可憐的女人，似乎也出頭有日了。

基於上述謠言的廣泛傳播，當我周三上午召開案情討論會的時候，我的那些隊員們個個神情沮喪。仿佛我因公殉職，本應成為烈士，但評價委員會的那些委員們，卻總是因為某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唧唧喳喳地吵個不休，末了也沒給我下個結論。因此，全體人員無一例外，俱都一副對我既同情又對謠言無比憤慨的樣子。

對於追查謠言源頭這件事情，我沒有絲毫興趣。從最早接到報案的區分局到市局，有可能知道案情的人太多了，更何況，這案子是我從二隊那裏接手的，二隊總共十幾個隊員，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對此說三道四。我想，事實勝於雄辯，我比這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都更有理由，更希望盡快澄清這件事情，而再沒有什麽是比行動起來，來得更加實際了。因此，坐在我辦公桌旁邊的椅子上，我似乎成了這起謠言的旁觀者，我遵循以往的習慣先點燃一根煙，當煙霧一團團冒出來，籠罩著我的臉龐，並逐漸慢慢散去後，我才示意鄧浩，會議可以開始了。

辦公室的窗簾一一合攏，屋裏頓時一片昏暗。在一片人造黑暗中，分別屬於三個拋屍現場的照片，被投影儀清晰地投射出來，投射到懸掛在我對面墻壁上的那塊可升降屏幕上，成為一幅幅巨大的影像。由於圖像被放大了，因此那些景象變得更加觸目驚心。隨著照片一幀一幀地更換，我再次重溫著那個噩夢，那個噩夢在此刻更加具體、明確和冰冷。技偵部門技術人員的攝影技術異常精湛，那些我們應該關注和琢磨的細節被從各個角度一一再現。尤其是那些特寫，幾乎毫發畢現。我想，在座的所有隊員和我一樣，再也無法看清這些死者生前的美麗，在她們已經被支離的臉龐上，無一不充滿了難以言喻的痛苦和驚恐。但可以肯定的是，經過縫合之後，那些屍體多少恢復了一些人類本應有的尊嚴，而周峰的技術，一向是有口皆碑的。

空氣中流動著某種躁動不安，我幾乎一支接一支地抽煙。

現在，進行案情分析的基本條件似乎都已經具備了。我和我的隊員們可以循著那些線索，去追尋死者的身份，發現那些痕跡背後的真相了。而從這些屍體復原的過程當中，我發現了與六年前那個案件相同的另一個特征——屍體在被肢解之後，分別包裝，卻是被拋棄在了同一個現場。在同一現場，屍體的主要部分都找到了，而不是被胡亂地丟棄在四面八方——一種碎屍者通常都會選擇的方式。通常情況下，分屍者基本上會選擇分別拋屍，之所以這麽做，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那樣可以減輕屍體的重量，減少拋屍的難度和風險，同時又能增加偵破的難度。而在這幾個現場，屍體被分開包裝，卻拋棄在同一現場，這是一個習慣的行為特征，或者僅僅是一種巧合？莫非我真的抓錯了對象？！我的內心為之一緊。

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內，都在聚精會神地靜靜聆聽鄧浩宣讀驗屍報告，盡管，其中的大部分內容我都早已爛熟在胸。

鄧浩的聲音有如釘子般尖銳，刺刻著我的耳膜和心臟。

終於，等到鄧浩宣讀完畢了。我把煙頭摁滅在煙灰缸裏，努力調整了一下心神，我大聲提醒我的隊員們，不要在意關於這個案子的任何謠言，包括關於我的，而應該集中精力，客觀地看待事實和證據。但我很快發現，我的警告是徒勞的，謠言已經使這個案件的偵破工作變得不正常的敏感了。因為除了我，沒人發表對這個案件的任何看法，這我能理解，他們要麽是怕一不小心幫了我的倒忙，要麽是怕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我能理解他們的善意，但我不需要同情。

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沉默。我說：

“好吧，既然大家沒有什麽具體意見，我希望能盡快開始如下工作。首先，我需要六年前那個案子的所有情況，偵查案卷、檢察院的起訴文件，包括法院最後的判決以及判決的執行情況；其次，大家分頭行動，盡快搞清楚那三個被害人的身份，這至關重要；再次，我需要你們重新走訪一下目擊證人，重新錄一份筆錄，盡管二隊已經做過這項工作了，但我希望各位能重新再做一次。這些具體工作，由鄧浩牽頭，負責落實。大家有意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