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雨夜尋蹤

富民小區殺人案的現場過於詭異，警方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也為了偵查的順利展開，並沒有向新聞媒體透露更多的情況。然而，無孔不入的媒介還是掌握了關於本案的大量情節。的確，在這個信息產業高度發達的時代，想瞞住一件事，比登天還難。

案發後第三天，逆子姜維利慘死的消息就已經在各類媒介載體上鋪天蓋地。之前喊打喊殺的民眾更是一片歡騰。“罪有應得”、“報應”之類的詞匯前所未有地集中在這起案件上。

人人都成了預言家。

也許唯一一個沒有叫好的，恰恰是姜維利傷害最重的人。

案情分析會剛剛散會，一幹人等紛紛下樓，各自回到崗位上幹活。還沒走到電梯口，就看到一個值班民警扶著一個老太太從電梯裏出來。老太太衣衫破舊，身形佝僂，滿眼都是淚水，一只手死死抓住值班民警的衣袖，似乎怕他跑了一樣。

值班民警指指剛剛散會的人群，一臉無奈地說：“他們負責查辦你兒子的案子。”說罷，他沖分局長撇撇嘴，舉起右手在腦袋上畫圈，無聲地做著口型：“老太太有點魔怔了。”

老太太一臉茫然，似乎面對這樣一大群穿著制服的警察，讓她有點懵。猶豫了幾秒鐘之後，她不由分說地抓住離她最近，也最年長的法醫老鄭，撲通一聲就跪了下去。

“政府啊，你一定要給我做主啊。”老人哭喊起來，“我兒子死得冤啊。”

老鄭嚇了一跳，一邊躲，一邊指著分局長：“政府在那兒，我就是小兵。”

老太太急忙跪爬過去，拽住分局長的褲腳，連喊政府給我做主。

老人的哭喊聲在走廊裏回蕩，不少科室的人都探出頭來觀望。分局長一臉尷尬，伸手扶起老人，轉頭對值班民警喝道：“這怎麽回事？”

值班民警說：“她是姜維利的媽媽，一大早就來了，說要幫咱們破案，給他兒子報仇。”

老太太忙不叠地點頭，抽噎著說道：“我兒子是個好孩子……就是交了些壞朋友……欠了點錢……他們我都認識……他死得冤啊……”

老人又大哭起來。分局長的嘴張了張，分明把一句“冤個屁”咽了回去。他扶著老人，對值班民警說道：“找人給她做筆錄，把那些‘壞朋友’都列出來，挨個排查。”

在老人的千恩萬謝中，值班民警把她扶進了電梯。分局長的情緒很壞，揮揮手，說了句散了吧，就回辦公室了。

走廊裏的人很快就消失得一幹二凈，只剩下方木和楊學武相視苦笑。

很明顯，郭桂蘭提供的所謂線索不會對偵查有什麽幫助。盡管姜維利的社會關系中多是公安機關重點監控的人口，但是方木相信本案絕非他們所為。如果動機是復仇，大可不必采用這麽復雜的手法；如果是為了追債，姜維利的拆遷補償款尚未到手，殺了他也沒用。分局長讓郭桂蘭去做筆錄，只是平息老人的激動情緒的權宜之策。大不了就浪費點時間，總比被人指責不作為要好。

真正讓方木郁悶的是，警方並不認為方木的分析有多麽大的參考價值。盡管兇手的手法明顯有別於一般的兇殺案，但是方木提出的“子宮”的說法更讓警方難以置信。會有人冒著接受刑法處罰的風險，大老遠地拎著水桶和水囊，費時費力，就為了報應姜維利的一句狂言麽？就像會上一位老警察所說的那樣：“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更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的確，如果從作案動機入手，本案幾乎無跡可尋。盡管從種種跡象來看，最大的可能是報復。那麽，郭桂蘭老人的嫌疑最大。然而，她對姜維利被殺的悲痛人所共睹。在方木看來，那絕非有意掩飾或者誤導，完全是一位母親痛失獨子後，對其之前的逆行的一種無原則的原諒。

在會上，那位老警察提出一種可能性，即負責拆遷的公司為了達到迅速清理園區的目的，雇兇殺害了姜維利。一來，姜維利是所有“釘子戶”裏最讓拆遷方頭疼的一個，幹掉他，之後的拆遷就再無阻礙，此外也可以對其他“釘子戶”起到殺雞儆猴的效果；二來，姜維利對其母的驅趕和虐待已經引起強烈的社會憤慨，幹掉他，至少在道德層面上，會獲得相當一部分人的認同，不至於對拆遷方和開發方形成過多的不利影響。至於那些詭異的手法，不過是障眼法而已。

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在拆遷過程中死過人，以後開發的樓盤還會有人買麽？這麽做無疑是自斷後路。

老警察對此嗤之以鼻：拆遷方就負責拆樓、清人、拿錢，至於開發方怎麽賣樓，那就是他們的事兒了。再說，在全國範圍內，拆遷出人命的事多了去了，可是，那些所謂的“血房”，哪一棟沒賣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