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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沒有後悔幹了這行？你本可以當個獨立執業的心理醫生。”我問她道，“這難道不是你進學校學習這個專業的最初目標嗎？”

“一點都不後悔，現在的工作能帶給我滿滿的成就感。我現在已經積累了很多第一手反社會心理研究素材，很可能比大多數心理醫生一輩子見過的還要多。”

“我只能理解成這些素材來自那些與你共事的探員。”

她毫不掩飾地大笑起來。“這麽多人也就你洞悉了這個秘密。”

或許只是因為她是個女人，但我確實覺得她跟我這麽多年來打過交道的那些探員不一樣。她不像那些人，尖銳得像巖石上鋒芒畢露的棱角。她更像是一個傾聽者，而不是一個傾訴者；她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被動地做出反應。我開始覺得可以在任何時候向她傾訴自己的想法，不必瞻前顧後，不必擔憂會帶來什麽不利後果。

“就像索爾森，”我說，“那家夥就像時刻繃緊的弦，但是繃得有點太緊了。”

“完全正確。”她說道，然後不自在地笑了笑，又晃了晃腦袋。

“對了，他到底是怎麽回事？”

“他只是很憤怒。”

“什麽讓他憤怒？”

“很多事情。他背在身上的擔子太多了，其中還包括我。他是我的前夫。”

我其實沒有太驚訝。他們之間的那種緊張氣氛幾乎都快肉眼可見了。我對索爾森的初始印象，就是他完全可以被印在“這世上男人都是豬”的海報上。難怪沃林對所有男性都印象不佳。

“我真後悔提起他，真是抱歉，”我說，“我發現我在說錯話方面還是有天賦的，嫻熟程度堪比棒球運動員打出一千個安打。”

她笑了。“沒關系。他給很多人都留下不好的印象，不差你一個。”

“跟他共事一定是個非常艱難的差事吧，你們怎麽還待在一個部門？”

“準確地說，我們算不上在一個部門。他是緊急情況應對組的，而我在行為科學部和緊急情況應對組兩邊跑。我們只在某些特殊時候，比如像這次，才會一起工作。我們結婚之前是搭档，都為暴力犯罪分析中心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是互相扶持過來的。然後，就分道揚鑣了。”

她喝了口可樂，我沒有再提問題。這會兒我沒法提出一個比較合適的問題，所以我決定先不問。但她沒等我發問，就繼續說了下去。

“我們離婚後，我就離開了暴力犯罪分析中心，開始更多地接觸和負責行為科學部的項目，做側寫，偶爾碰上案子也出來參與調查，而他轉到緊急情況應對組。但我們還是會時不時碰上，比如在自助餐廳，或者眼下這種情形。”

“那你為什麽不幹脆從這兒調走？”

“因為就像我剛才說的，被分配到聯邦調查局匡提科中心工作可是個美差。我不願離開這兒，他也是。要麽是這個原因，要麽就是他故意在我身邊晃蕩讓我不痛快。鮑勃·巴克斯有次跟我們談話，說他覺得我們其中一個主動提出調離比較好，但我們倆都不願意。他們無法調動戈登，他的資歷擺在那兒，匡提科中心剛建立的時候他就在了。要是他們調走我，那就是調走了中心碩果僅存的三個女探員之一，而且他們也知道我會大鬧。”

“你能怎麽鬧？”

“我只需要說，我之所以被調動，只是因為我是個女人，這是性別歧視。或許我可以跟《華盛頓郵報》說說。匡提科可是聯邦調查局的招牌之一，到各地去幫助當地警察時，我們一個個都跟英雄似的，傑克。要是我去爆料，媒體肯定照單全收，局裏可不會傻到讓這種事情發生。所以，戈登和我只能都留下來，隔著桌子對坐，不停地朝對方甩臉子。”

飛機開始俯沖下降。透過舷窗，我已經能看到前方的景象。西方遠遠的地平線上，逐漸顯出熟悉的落基山脈。我們快到了。

“采訪包括本迪和曼森這些殺人狂在內的罪犯，這項工作你參與了嗎？”

我不記得以前在哪裏聽說或者看到過，行為科學部正在全國各地的監獄訪談所有服刑的系列強奸犯和連環殺手，通過這些訪談收集心理分析數據，再用這些材料繪制相似的其他兇手的心理側寫。這個訪談項目已經進行好幾年了，我記得當時我看到過，跟這類罪犯的會面對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創傷。

“是有那麽一段時期，”她說，“我、戈登和鮑勃，我們都在那個小組裏。我現在還能時不時收到那個叫查理的殺人狂給我寫的信，大多都是在聖誕節前後。作為一個罪犯，他非常善於操縱那些崇拜他的女性追隨者，所以我覺得如果他打算在聯邦調查局內部發展出一個同情他遭遇的信徒，此人一定是個女人，而我就是他的最佳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