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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我說，傑克，我們得把這個壞消息告訴她。這事我們來幹，我們只是希望你能在場，算是幫我們一把。要是情形不大好，恐怕你得留下來跟她待一會兒。你知道，也許她需要有個人陪著，行嗎？”

“好的。”

“那就好，傑克。”

我們正往肖恩的家駛去，不是丹佛那間他跟四個警察合住的公寓——那只是為了方便他在城市居民登記冊上登記為丹佛市居民。他的家在博爾德城，而他的妻子賴莉將會來應門。我知道，其實不需要誰來告訴她這個噩耗。只要打開門，看到我們三個站在那兒，而肖恩不在，她就會明白我們要告訴她的事情。任何一個警察的妻子都會明白。她們一輩子都在為這一天擔驚受怕，為這一天做著心理準備。每一次聽到敲門聲，她們開門時都會猜想是不是死神的信使杵在那裏。而這一次，是真的了。

“你知道，她看到我們就會明白的。”我對他們說。

“很有可能，”韋克斯勒說，“她們總是能明白。”

我意識到他們指望賴莉一開門就猜到真相，這會讓他們的工作輕松點。

我垂下了頭，下巴幾乎抵到前胸，手指伸到眼鏡下面揉捏鼻梁。我意識到我已經成為自己撰寫的那些故事中的一個角色——我在那些故事裏展示著悲傷的場景和失去親人的細節，我是那麽竭盡全力地去發掘，只為了讓一篇在報紙上占三十英寸版面的報道顯得翔實而豐富。而現在，我變成了這個故事的素材之一。

這時我想起曾經給失去丈夫的女人和痛失愛子的父母打過去的那些電話，一股羞愧感湧上心頭。我還給自殺的人的兄弟打過電話。是的，那些電話我都打了。我覺得沒有哪一種死亡是我未曾寫過的，這些無不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刺探他人痛苦的入侵者。

“您感覺如何？”記者慣用的這個句式總是擔當采訪的第一個提問。如果不便這麽直截了當，就會把它精心偽裝成表達同情和理解的措辭——事實上我並不抱有那份同情和理解。我因這份冷漠得到過一個教訓：一道細長的白色疤痕從我的左側臉頰直直延伸到胡須邊緣。這是一個女人的訂婚鉆戒劃傷的，她的未婚夫在布雷肯裏奇附近的一場雪崩事故中遇難。我用那句古老的開場白提問，她反手一個耳光抽在我的臉上。那時我還是個剛入行的新手，還覺得自己挺委屈。現在，我將這道疤痕視為一枚勛章。

“請靠邊停車，”我說，“我要吐了。”

韋克斯勒一個急刹車，將車駛進高速公路的應急停車道。車子在黑暗的冰面上有點打滑，但他很快控制住了。還沒等車停穩，我就拼命地推門，可門把手完全不起作用。我這才意識到這是一輛警用車，大多數時候，後座坐的都是嫌疑人或者囚犯，後車門裝著由前座控制的安全鎖。

“開門！”我努力從喉嚨裏擠出這句。

車子終於停穩了，同時韋克斯勒解除了安全鎖。我打開車門，探身出去，吐在半融化的泥濘雪地上。我劇烈地嘔吐了三次，腸子都快吐出來了。整整半分鐘，我一動不動，等待著下一輪嘔吐感，但是已經結束了。我的身體被清空了。我想到這輛車的後座是供嫌疑人或囚犯乘用的。我猜自己大概是把兩項都占全了：沒有盡到兄弟責任的嫌疑人和陷入自傲之籠的囚犯。至於判決，毫無疑問，將是終身監禁。

腸胃清空，就好像經歷了一番肉體上的驅魔儀式，剛才的那些念頭也隨著身體的輕快悄然而逝。我小心地下了車，走到柏油路邊。汽車一輛輛駛過，一簇簇尾氣在二月的飛雪和車燈的映照中折射成一道道流動的彩虹。我們的車似乎停在某個牧場的邊上，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兒。之前我並沒有留意已經朝博爾德城開了多久。我摘下手套和眼鏡，塞進大衣口袋裏，隨即彎腰扒開地面被汙染的積雪，直到底下潔凈的白雪顯露出來。我掬起兩捧冰冷潔凈的雪，緊緊地捂在臉上揉搓，直到皮膚感到陣陣刺痛。

“你還好吧？”

聖路易斯從我身後趕上來，問了一個愚蠢的問題。這跟那句“您感覺如何？”有什麽區別？我沒理會他。

“我們走吧。”我說。

我們回到車上，韋克斯勒一言不發，將車子駛回高速幹道。我看到了一塊去布魯姆菲爾德的出口指示牌，這才知道已經開了一半路程。我在博爾德城長大，博爾德城與丹佛之間的三十英裏路程，我跑過上千次，但此時這段路看起來是如此陌生，猶如他鄉。

這時我才第一次想起父親與母親，想他們會怎樣處理這件事。一定會堅忍自持，我覺得。他們總是這樣處理所有的事情。他們從不花時間討論，他們只是繼續生活。他們曾經這樣對待薩拉的死亡，而現在，他們也將用同樣的態度對待肖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