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準男爵之死 第七章

厄休拉·博洛尼夫人坐在坎普頓小丘廣場62號三樓的客廳裏，一動不動，凝望著窗台懸鈴樹頂的樹枝，就好像在看遠處看不到的風景。她似乎覺得自己的頭腦就像一個裝得太滿的玻璃杯，只有她才能端得穩。一次震動、一次顫抖或是一次小小的失控，水就有可能全灑出來，造成可怕的混亂，最終只能導致死亡。很奇怪，她想，她對於驚嚇的物理反應應該和雨果死的時候是一樣的，所以現在，在她能感受到的悲慟之上，又增加了一種一樣強烈、一樣全新的悲慟，就和當初她第一次聽到他的死訊時一樣。她身體上的症狀也是一樣的：極度口渴；整個身體都幹枯了，皺縮在一起；她的嘴裏又幹又苦，就好像被自己的呼吸感染了病毒。瑪蒂給她煮了一壺又一壺的濃咖啡，她直接把滾燙的黑咖啡咽下，完全沒有意識到加了太多的糖。之後，她說：“我想吃一點東西，一些鹹的東西。鳳尾魚烤面包吧。”她想：我就像一個胸中滿溢悲傷的女人，屈從於古怪的幻想。

但是一切已經結束了。瑪蒂本來想在她的肩頭圍上一條披肩，但是她聳聳肩表示不需要，然後要求獨自待著。她想：在這具身體、這種痛苦之外，還有一個世界。我將再次觸碰到那個世界。我會活下去的，我必須要活下去。七年，最多十年，我只需要這麽久。現在她等待著，積蓄著精力，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無數訪客中的第一批。但他是她自己召喚來的客人。有些事情必須對他講，而且可能時間已經不多了。

剛過11點，她聽到門鈴響了，然後傳來電梯的吱嘎聲，以及格柵門關閉時發出的輕微哐當聲。客廳的門打開了，斯蒂芬·蘭帕特靜靜地走了進來。

對她而言，站起來迎接他似乎很重要，但是關節炎使她的臀部在用力的時候感到難以忍受的疼痛，她知道自己抓著拐杖頭的手在微微顫抖。他馬上來到她身邊，說：“哦，不用了。您完全沒有必要起身。”

他的一只手穩穩地抓住她的胳膊，並熱切地幫助她坐回到椅子裏。她不喜歡太隨意的身體接觸，熟人和陌生人因為她的身體不便就自認為有權利觸碰她，就好像她的身體變成了一種令人嫌棄的阻礙，被輕輕地來回推搡，直到各就其位仿佛成了理所應當的事。她想要甩掉他堅定而帶有占有欲的緊抓，但是又忍住了。但她沒有辦法控制住自己的肌肉，它們在他的觸碰下緊緊繃起，她知道他也沒有無視這種本能的反感。他把她重新安放好之後，自己坐在了對面的椅子上，優雅又帶有一種專業的從容。他們中間隔了一張低矮的小桌。一圈擦亮磨光的紅木樹立起他的權威地位，那是力量與柔弱、年輕與衰老、醫生與其附屬病人之間的地位差異。只不過她並不是他的病人。他說：“我相信您正在等著進行髖關節置換。”當然，這是芭芭拉告訴他的，但是他不會率先提及她的名字。

“是的，我已經在骨科醫院排號了。”

“請原諒我的直接，但是為什麽不去私立醫院呢？您這不是在忍受不必要的痛苦嗎？”

她想，對於慰問來訪而言，這幾乎就是毫無禮貌、不合時宜的評論，或者說這就是他在面對她的悲慟與堅忍時所使用的應對方法？只有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他才有自信，並且能夠以權威的口吻講話？

她說：“我更願意被當作一名享受國民醫療服務的病人。我喜歡享受自己的特權，但是在這一點上我剛好不需要。”

他溫柔地笑了，就像在哄孩子。“這看起來有點自討苦吃。”

“可能吧。但是我叫你來這裏並不是為了征求你的專家意見的。”

“況且作為一名產科醫生，我也不足以提供這樣的意見。厄休拉夫人，發生在保羅身上的事駭人聽聞，令人難以置信。您難道不應該請自己的醫生來嗎，或者是一位摯友？您應該找人來陪著您，在這種時刻您不應該是孤身一人。”

“如果我需要咖啡、酒精或者禦寒之物這些尋常的安慰，有瑪蒂在就夠了。人活到82歲，就算有幾個想見的人，也都已經逝去了。我比兩個兒子活得都長，這是人所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我不得不承受這一切，但是我沒必要時刻談起這些。”她本來還可以加上一句“更不可能和你談起這些了”，但是她覺得這些話不用說出來就已經在這氣氛中了。

有一瞬間，他保持沉默，似乎是在考慮這些字句，接受這裏面暗含的道理。然後他說：“當然，如果不是您打電話來，我可能會晚些前來拜訪。只是我不確定您這麽快就想接待訪客。您收到我的信了嗎？”

他一定是在芭芭拉剛打過電話告訴他這個消息之後就寫了信，並且讓他手下的護士送過來，而這名護士因為值完夜班急著回家，都沒有親自遞交信件，只是把信塞進了信箱。他使用了所有最顯而易見的形容詞，並不需要翻詞典來審定什麽是最適宜的回復。畢竟謀殺令人悚然，是可怕、糟糕、令人難以置信又令人憤慨的。但是在這封為滿足社交禮儀而倉促寫就的信函裏，卻少了一些這樣的說服力。而且他理應曉得不該讓秘書把這封信打出來的。但是她想，這些都見怪不怪了。拂開那處心積慮獲取的職場成就、威信聲望、正統教養，就露出了這人的本來面目：野心勃勃，還有些粗俗，只有在會獲得回報時才會體恤人心。但是她也知道，這些結論大部分是因為偏見，而有偏見是很危險的。要是想讓此次會面按照她預期中的走向發展，她就必須謹慎小心，盡可能不流露出任何不滿。況且去批判那封信也有些不公平。過去三年裏，他都在忙著給那位被謀殺的丈夫戴綠帽子，要給他的母親寫信吊唁實在已經超過了他有限的社交詞匯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