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空中的G字

他的臥室現在變成了起坐間，因為安在墻上的床已經翻起。斯佩德拿了布裏姬·奧肖內西的帽子和大衣，讓她在一張有墊子的搖椅上舒舒服服地坐著，然後打電話到貝爾維迪旅館去。對方說凱羅上戲院去還沒回來。斯佩德留下電話號碼，要求凱羅回來立刻回話。

他在桌旁的扶手椅上坐下，開門見山地跟這姑娘講起幾年前西北部發生的一件事來。他講話的口吻平鋪直敘，索然乏味。沒有什麽地方加強語氣，也沒有停頓，只是偶爾把句子稍作更改，重復一遍。好像這是件什麽了不起的大事，每個細節都應該照當時發生的情況加以敘述。

一開頭，布裏姬·奧肖內西不大注意聽，顯然對他就此講起故事來並不感興趣，倒是有點覺得奇怪。她一心想知道他講故事的用意，對故事本身可沒胃口。不過他一路講下去，講到後來，故事的情節漸漸吸引了她，她聽得出了神，一動也不動了。

一個名叫弗利特克拉夫特的人，有天離開他在塔科馬[1]的房地產辦事處去吃午飯，就此一去不回。他原約定當天下午四點以後跟人家去打高爾夫球，結果失約了。盡管這場球是他出去吃午飯前不到半小時主動約的人家。他的老婆孩子再也沒看到過他。老婆和他應該說相處得還不錯。他有兩個孩子，都是男孩，一個五歲，一個三歲。他在塔科馬郊區有自己的住宅，一輛新的派克牌汽車。凡是養尊處優的美國人該有的生活用品他應有盡有。

弗利特克拉夫特從他父親那裏繼承了七萬美元。由於他在房地產買賣上經營得法，到他失蹤那時候已經掙下了價值二十萬美元左右的產業。他的業務有條不紊，雖然也有一些未了結的零星事務，足以說明他事先沒安排好就失蹤了。比如說，有一筆買賣，利潤相當可觀，原該在他失蹤後的一天成交。他走的時候身邊只有五六十元錢，人們懷疑他可能幹了什麽壞事，不然就是有了外遇，然而根據他一貫的生活習慣看來，兩種懷疑都可以完全排除。

斯佩德說，“他這一走，就像個攥緊的拳頭，手一放開，就沒了。”

他正講到故事的緊要關頭，電話鈴響了。

“喂，”斯佩德對話筒說，“凱羅先生嗎……我是斯佩德，你現在能上我這兒——波斯特街[2]——來一趟嗎？……是啊，我想是這樣。”他看了那姑娘一眼，噘起嘴，然後很快地說：“奧肖內西小姐在這兒，要見見你。”

布裏姬·奧肖內西皺皺眉頭，在椅子裏動了一下，不過沒出聲。

斯佩德把話筒放下，跟她說道：“他一會兒工夫就到。再說，那是一九二二年的事。到了一九二七年，我在西雅圖一家大的偵探事務所裏工作，弗利特克拉夫特太太來了，告訴我們有人在斯波坎[3]看見一個人，很像她的丈夫。我上那兒去了。果然是弗利特克拉夫特，他在斯波坎用查爾斯——那是他的名字——皮爾斯的姓名已經待了幾年了。他經營汽車業，一年能凈賺二萬到二萬五千美元，又有了妻子，一個小兒子。在斯波坎郊區有自己的住宅，逢到社交頻繁的季節，還常常約人下午四點一塊兒打高爾夫球。”

人家並沒有很明確告訴斯佩德，找到弗利特克拉夫特以後該怎麽辦。他們就在達文波特旅館斯佩德的房間裏談了一下。弗利特克拉夫特並不認為自己有罪。他給他第一個家庭留下的錢足夠供他們過上好日子。在他看來，自己的所作所為完全合情合理。唯一傷腦筋的就是能否把這番道理對斯佩德講清楚。他從來沒對別人談起過這件事，所以也用不著盤算怎樣才能把這個道理說清楚。這回他就試試看。

“我一聽就明白了，”斯佩德對布裏姬·奧肖內西說，“可是弗利特克拉夫特太太不明白。她覺得這件事真是莫名其妙。也許是莫名其妙吧？不過結果倒還不錯，她不想惹出什麽流言蜚語，再說他對她耍了這麽個花招之後——這是她的看法——她也不想要他了。於是他們悄悄離了婚，一切都皆大歡喜。

“原來當年他碰到的是這麽回事：他去吃午飯時，經過一座正在興建的辦公大樓，房子剛搭好架子。不知是一根橫梁還是什麽的，從八九層樓高的地方掉下來，轟的一聲砸在他身邊的人行道上。緊挨著他擦過去，幸虧沒碰著他。但人行道卻砸碎了一塊，這塊碎片飛起來打在他臉上。雖說只擦掉一塊皮，我看見他的時候臉上還留著個疤。他跟我說起這事時還用手摸摸這塊傷疤——嘿，還挺有感情的——當然啦，他說，他那時嚇壞了。不過他只是受了打擊，倒不是真正的受驚。他覺得這就像有人把生活的蓋子揭開，讓他看看裏面是些什麽東西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