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兇手是哪一個？（第3/4頁）

“也不一定，”巴特爾說，“往往有些疑點，雖然我們懷疑其中有問題，卻永遠無法證明。無論如何，我們的行動方案很清楚了。先調查這些人的全部背景——重點關注任何不尋常的死亡事件。你們應該跟上校一樣，注意到夏塔納在晚宴上說的話了。”

“黑天使。”奧利弗太太喃喃自語。

“有幾句話提到了毒藥、意外事故、醫生的良機、槍支走火。如果是這幾句話給他簽下了死刑執行令，我可一點兒也不意外。”

“那番話讓人很不舒服。”奧利弗太太說。

“的確，”波洛說，“那些話至少戳中了某個人的要害——那個人大概以為夏塔納掌握的內幕遠比實際上來得多； 那個人以為這是通往大結局的序幕——夏塔納安排的晚宴正是一出好戲，以逮捕兇手為最高潮！不錯，如你所說，他用那些話做魚餌逗引客人們的同時，也簽署了自己的死刑執行令。”

眾人陷入沉默。

“戰線會拉得很長，”巴特爾嘆道，“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查出所有資料——而且還得萬分小心，不能讓這四個人中的任何一位懷疑我們的目的。所有的問題表面上必須圍繞這起案件本身。絕不能被他們察覺我們已摸到了兇手的動機。最麻煩的是，我們要查的陳年謀殺案不止一件，而是四件。”

波洛提出異議。

“我們的朋友夏塔納先生未必絕對可靠，”他說，“他可能——只是可能——弄錯了。”

“四件都弄錯？”

“不，他還不至於笨到那種程度。”

“錯一半對一半？”

“也不至於。在我看來，也許錯了四分之一。”

“一個清白，另外三個有罪？那也夠糟糕的了。最慘的是，即便我們查出真相，可能也於事無補。就算某人多年前某人把他或她的老姑婆推下樓梯，對眼下這個案子，也不能說明什麽問題。”

“可以，可以，都有用，”波洛鼓勵他，“你理解的，我想到的你應該也想到了。”

巴特爾緩緩點頭。

“我懂你的意思，”他說，“同樣的犯罪特征。”

“你是指從前那起事件的死者也是被匕首捅死的？”奧利弗太太問。

“不一定這麽簡單，奧利弗太太。”巴特爾轉向她，“但我相信兩次犯罪基本屬於同一類型。細節也許有差異，但其中蘊涵的基本要素一致。說來也怪，兇手居然每次都在同樣的地方出現紕漏。”

“人是一種缺乏創意的動物。”赫爾克裏·波洛說。

“女人的變化卻無窮無盡。”奧利弗太太說，“我絕不會用同一手法殺兩次人。”

“難道你的小說裏沒有兩次用過同樣的布局？”巴特爾問道。

“《蓮花謀殺案》，”波洛低聲說，“《蠟燭的線索》。”

奧利弗太太轉向他，感激得兩眼放光。“你真聰明——太聰明了。那兩本書當然用了相同的布局，但別人都看不出來。一本寫的是內閣成員周末聚會時文件失竊，另一本則是婆羅洲一個橡膠農場主家發生的命案。”

“但布局的核心元素都一樣，”波洛說，“是你筆下最幹凈利落的詭計之一。農場主設計了他自己的命案，內閣成員則導演了自己的文件失竊案，結果最後關頭都因為第三者插手而弄假成真。”

“我喜歡你最新的那本書，奧利弗太太，”巴特爾警司也稱贊道，“幾位警察局局長紛紛中槍的離奇巧合。你描寫官方的情節時只有一兩處細節失誤。我知道你一貫追求精確，所以不知是否——”

奧利弗太太打斷了他。

“其實我才不在乎精確問題。誰能一絲不苟？這年頭沒人辦得到。如果一名記者這麽寫： 一個二十二歲的漂亮女孩眺望大海、吻別心愛的拉布拉多犬‘鮑勃’，然後開煤氣自殺，誰會沒事找事去挑刺說那女孩其實是二十六歲，房間面朝內陸，那只狗是錫利哈姆梗，名叫‘邦尼’？如果連記者都能隨便寫寫，那我混淆了警銜，想寫自動手槍卻寫成左輪手槍，想寫留聲機卻寫成竊聽器，還用了讓被害人服下後只來得及說半句話就咽氣的毒藥，又有什麽關系？

“最重要的是大量的屍體！如果內容比較沉悶，多來點鮮血就生動了。某人剛要透露某些信息——卻被滅口！這一招屢試不爽。我的每部作品都有——當然，加了各種各樣的包裝。讀者喜歡來歷不明的毒藥； 喜歡看笨警察和少女被綁在地下室，同時下水道的瓦斯或者汙水即將猛灌進來，諸如此類麻煩透頂的殺人方式； 喜歡能單槍匹馬對付三到七個惡棍的大英雄。我已經寫了三十二本書——波洛先生似乎注意到了，模式其實都差不多——但別人都沒發覺。只有一個遺憾——我把偵探寫成了芬蘭人。其實我根本不了解芬蘭人。芬蘭讀者常給我來信，指出偵探的某些言行太不可思議。芬蘭人似乎特別喜歡偵探小說，可能是冬季太漫長，日照太少的緣故。保加利亞人和羅馬尼亞人好像根本不看。早知道我就把他寫成保加利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