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保釋的秘密（第3/3頁）

反對派也沒有保持沉默。新聞界、輿論界、學者、律師會、工會、市民團體和所有認為該法案會帶來復活軍國主義危險的人們，都聲明要堅決反對，形成了開展共同鬥爭的聲勢。

國家機密法是從根本上與民主的根基——國民的“明事權利”相抵觸的。如果那些以國家的名義掌握了政治權力的人，把一切與己不利的事都掩蓋起來，只把那些無關緊要的消息告訴國民，那就不能稱之為以主權在民為前提的民主政治了。

當權派的所作所為，如果國民察覺到其中存有私弊，那麽，這種當權派就會成為獨裁者，政治就會腐敗下去，這一點已被歷史所證明。

最新的例子就是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他頒布戒嚴令，剝奪了國民明事的權利，扼殺民主，把國家私有化了。

然而，一個獨立國家，既然與各國有交往，秘密就只是附屬品。當然，有關國防的秘密如果完全泄漏給了外國，特別是假想敵國和敵對國，那麽國家的安全將受到威脅。國家機構的組成也可以說是以秘密為核心的，政府部門就是秘密的巢穴。官員們借此來推行保身哲學，就是說，什麽全都保密，認為只有這樣才算安全。所謂官僚主義，他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官員優先於國民，也就是說，官員自身才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是政府部門和國家推行的秘密主義的根本出發點。

如果國民不聞不問，國家就會自動地加厚秘密的墻壁，就會象一個球體沿著獨裁化的斜面滑下去一樣。國民要監視著他們，不讓他們那麽做，以保障國民“明事的權利”。而為這種權利服務的，就是新聞報導部門。

新聞報導部門有報導的自由，只要認為把真實情況報導出來對國民有利，即使政府單方聲稱這是國家機密，還是應該報導的。

過去曾發生過《每日新聞》的記者因暴露了從外務省事務官那裏得到國家機密，而被問成違反國家公務罪的事件。可是，在保護國家機密和國民有“明事的權利”這兩個問題上，政府和新聞輿論界之間有過激烈的爭論。新聞輿論界認為這是對民主的挑戰，對此，政府也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態度。

當時，作為導火線的國家機密，還不具有損害國家安全和信用的性質，所以被捕的當事人得到釋放。後來政府就有關國民“明事的權利”和報導自由問題表明了態度：“是否應該真正作為機密，有必要根據國家的利益，做出客觀的判斷。至於什麽是國家的利益，這要依據主權在民的原則，由國民來做出決定。”

由於當時被逮捕的是新聞記者，因此報導自由的問題被推到了前台，而國家機密法問題卻被掩蓋住了。何況拿到機密的新聞記者並未進行間諜活動。

新聞記者到手的機密文件沒有見報，但交給了在野黨，成了政治上論爭的工具，使政府遭到了攻擊。如果文件傳到了假想敵國，那麽，肯定會發展成為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事態。國民“明事的權利”將被拉下來，國家機密法問題將被推上去。新聞界也無法結成統一戰線，輿論界也就無法幹與了。

當然，機密資料不僅會落到共產黨手裏，還包括社會黨在內。

國家機密法與國民“明事的權利”是完全對立的，如果設立了國家機密法，國民“明事的權利”就會被扼殺。政府對利用國家機密法仍不足以對付國民“明事的權利”和報導的自由，一直是切齒痛恨的。而這類事件就成了政府和有關人員執意制定國家機密法的根本依據。

這次與過去不同，被竊的機密是明顯有損國家安全的國防最高機密。因此，國家機密法的促進派認為奇貨可居，而把有所收斂的鋒芒又露了出來。

反對派鑒於國家最高機密被竊，鬥爭的旗號黯然失色，沒法再揮舞“明事的權利”這面錦緞大旗了。與外務省泄漏機密時不同，政府與反對派的立場逆轉，過去在“明事的權利”和報導的自由的旗幟下集結起來的各新聞報導單位現在四分五裂了，甚至某家全國最大的報紙，居然發表暗中支持該法案的社論，說什麽“為了國家的生存，保護國家機密，在一定條件下是必要的。”

被逮捕的空澤和東條以違反自衛隊法於8月30日被起訴。起訴後，又根據律師團的請求予以保釋。

審判官在律師團提出保釋要求時，征求檢察官的意見，問是否可以保釋。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是尊重檢察官的意見的，能夠獲得保釋，說明檢察官表示了“可以保釋（請多關照）”的意見。

關系到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被竊的間諜事件當事人能夠獲得保釋，這使人深感意外。大凡此類事件，由於物證很少，而且有可能隱藏和銷毀證據，當事人之間也有可能串通或逃亡，因此，保釋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沒想到在這極少可能性的事件中，兩個人居然被保釋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