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音一六六號的嫌疑犯（第4/5頁）

即使不把範圍訂的這麽狹窄，在推測為被害人死亡的時間裏，正在濱松與三島間移動的人，改乘行駛在前方在靠站的閃光號殺人，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回音一六六號到達三島時，閃光號已經到東京站了。

從時刻表上看來，在後面的回音一六六號，從十九時到二十時（發現屍體正確的時間是十九時五十二、三分，以後為了方便起見，用二十時）的行駛中，名古屋與東京間不停車的閃光六十六號行駛至何處？因為時刻表上是空白的，所以無從得知。可是在新大阪晚十分鐘開車，與兩列車的速度差成正比；在名古屋與東京間，更會如同幾何級數般增加。而先開的閃光六十六號到東京站時，與正在東京與三島間的回音一六六號，已經形成一百二十公裏的差距。

如果冬本的說詞不假，那麽他的不在場證明相當完整。

“有人能證明你搭乘回音一六六號嗎？”大川盡量克服即將到手的獵物眼看就要逃脫的失望感，勉強重整聲勢。

只說乘坐並沒有任何價值，必須有第三者做證，或者有能證明此事的直接物證，冬本的不在場證明才能成立。

“很不巧，因為是我一個人旅行，所以沒人可做證，在車裏也沒有遇到熟人。”

“有沒有和鄰座的人交談？”大川的眼光再度增強神采。

“那天車子非常空，我坐的車廂只有五、六個人而已。由於不對號，我可以舒舒服服的坐二人份的位置。不過就算旁邊有乘客，在新幹線上也不會交談。旅行找伴，那是以前人的說法。我們夜以繼日做生意，只有搭車的時候才能恢復自我。這麽寶貴的時間，不想再被來歷不明的人剝奪。”

冬本毫無表情的口吻，似乎增加了一些熱度。這種情形讓刑警們感覺，他似乎在強調在回音一六六號中保持‘孤獨’是合理的情形，而顯得稍有做作。

“這麽說，你是沒有任何客觀資料可證明你搭回音一六六號了？”大川使用“客觀資料”一詞，多少有點法律用語的感覺，再加上他堅定的口吻，聽起來仿佛對冬本的解釋給予致命一擊。

“不，雖然沒有人證，但那種資料還是有的。”冬本表現得仍舊很泰然自若。

煙灰缸裏只有四、五個煙蒂，其中只有最先的一根屬於冬本。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接受詢問的人心裏動搖時，一定會拚命吸煙。

煙灰缸的煙蒂很少，可以視為冬本相當有自信。

“你有資料？”

“我在回音號的車廂裏打過電話，我想應該留有記錄；也許當天回音一六六號的車掌還有記憶。”

“幾點鐘打這個電話？打給誰？”

大川的身體往前移。東海到新幹線的列車裏設有公共電話，可以從正在行駛的列車中，打電話到東京、橫演、名古屋、京都、大阪等五個都市。

如果冬本在回音號上打電話，在列車上負責公共電話的人那兒應該會留下記錄。這項記錄可以成為冬本確實是回音一六六號乘客的決定性證明。

“我打過兩次。第一次在五點二十分左右，記得是過了大津站以後申請的。第二次是八點五十分左右，大概是在東京和橫濱之間吧。”

“打了二次嗎？”大川知道二次這句話意義非北尋常。如果他說的話是真的，就算他能使用某種技巧，從回音一六六號來到閃光六十六號上行兇之後再回到回音號也絕對不可能。

換句話說，冬本的不在場證明有雙重的牢靠防線保護。

“兩次都是打給同一個人，和東洋電視台一個叫山村的制作人商量一個節目的企劃案。問問山村馬上能知道。”冬本的口氣充滿信心。

“那個叫山村的制作人電話號碼多少？”

“因為是新節目的制作會議，所以他住在一家叫千代田莊的旅館。電話是東京二六一——四八六一。”

“另外再請教你一件事，以便參考。你坐在回音一六六號的第幾號車廂？那一帶的坐位？”

“因為那是普通車，所以不對號入座，因此也沒記住車廂和坐位號碼，但很可能是五號或六號，靠前面走道邊的位置。”

“走道那一邊？”

“順著行進的方向左側。”

回音號是不對號列車，車掌查票時不一定會有記憶，但既然當天車內的旅客很少，車上的服務員也許還有記憶。當問及冬本十三日晚上住在大阪哪家旅館時，一個像是冬本部下的人上前說道：

“經理，時間差不多了吧？”

看看表，已經過了十二點。不知道是真的有事？還是為了趕走刑警事先交代部下。但對大川刑警而言，該問的事情都已經問過了。

“很抱歉，打擾這麽久！”

“如果對你有所幫助，我還是很高興。如果還有什麽事情，別客氣，盡管來找我。如果事先打通電話，我會安排時間恭候大駕。我也想盡快弄清楚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