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在城市，廣大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幻滅開始於1945—1946年，正是它回到淪陷區的這一時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無能”“腐敗”已經成為大後方的標準縮略語，用來概括國民黨統治的弱點。在1945年8月以後，在華東、華北、東北的淪陷區城市，幾乎所有人的親身體驗都在詮釋著這兩個詞語。由於這個政府八年來一直代表著民族不屈的意志，如今目睹了它的無能和腐敗，這些地區民眾的幻滅感或許會更強一些。對回歸的國民黨的歡迎在幾周之內就冷卻了下來。

為接收而設立的行政機構混亂不堪，沒有能力履行相應的任務。由於缺少恰當的制度約束，在機構中做事的人無法出淤泥而不染。當接收官員——文官也好，武官也好——爭先恐後地為自己攫取日偽所有或占領的財產時，腐敗真的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另外，接收政策有的被錯誤理解，有的執行不當。光復區的工業生產暫停以及內地的不景氣造成工人失業，又沒有足夠的救濟金來讓他們渡過幾個月的失業難關。在戰時維持著大後方生產的內地實業家，由於預期中的政府補償沒有到位，被逼到了破產的邊緣。在蘇浙地區，將偽幣轉換成法幣的官方匯率令偽幣貶值，實業家和商人受到了傷害。學生和老師被政府的教育復興政策所觸怒，該政策將他們降為漢奸的地位——而很多曾經與汪精衛傀儡政權打得火熱的人卻能夠通過收買接收大員得到尊重。

盡管如此，接收期間，人們並沒有產生要挑戰國民黨統治權的念頭。他們不要求換政府，只要求對當權政府進行改革。對國民黨來說，很不幸的是，在接收期間激起如此廣泛批評的問題，大多數從來都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日本剛一投降，暫時的混亂和弊政本無可厚非，但是經年累月沒有起色就不應該了，城市居民漸漸開始對國民黨統治不滿。

經濟上的持續管理不當，其後果甚至更嚴重。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只是它在經濟上所犯錯誤中最戲劇化的一個例子。對印鈔的依賴也許有一個最危險的後果，即政府誤以為可以相對不費力地解決它的財政問題。確實，這種方法讓大後方挨過了抗日戰爭。但是事實最終證明，這一解決方法比節約和自力更生這些似乎一開始做起來更困難的方法要更危險。物價上漲壓力一旦開始就很難停止，除非政府能堅決而廣泛地改變奢侈的生活方式。新形勢下需要的是節約和自力更生，但對於這些艱苦的方法，過去沒有任何經驗，因此政府領袖仍選擇用抗日戰爭時的籌資方法來為攻打共產黨的戰爭籌資。結果是除了應對城市經濟惡化，國民黨政權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做任何其他的事。

更具體地說，通貨膨脹為勞工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契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這些勞工突然擺脫了八年日本統治和此前的十年國民黨控制的束縛。在物價飛漲的背景下，政府無法重新確立戰前對勞動力的控制。在日本投降後的前六個月，勞工毫不理會官方規定的解決勞動者和管理方爭端的程序，且並不因此受到懲罰。結果，政府沒有別的選擇，只能默認勞工的要求：工資自動根據生活成本的上漲而做出調整。

這一決定不僅加速了工資—物價的互相催漲，還損害了國民黨與工商業長期的同盟關系。政府事實上被迫用企業主的不滿為代價，換得勞工陣線的斷斷續續的平靜。企業主認為對勞工的讓步是生產成本激增的一個原因。雖然高昂的工資支出僅僅是問題的一部分，但政府無法讓它的指責者信服。原因是：問題的其他部分不是由通貨膨脹本身造成的，就是由一些不當舉措造成的（政府試圖用這些措施將通貨膨脹的後果降至最低），而政府幾乎對這所有的一切負有責任。工商界的不滿在1948年8月改革時達到頂峰，上海商會和上海工業會開始公開譴責政府的政策。

同時，工商界和老百姓一度用更實在的方式表達了他們缺少的信心。當政府發行債券時，商界和金融界拒絕做出積極回應。公眾表現出一種可以理解的傾向，即：另找地方投資自己的儲蓄，而不把它存入銀行。在1947年和1948年實行緊急改革方案時期，商人不再向商品價格受到管制的城市供貨。企業主忙於囤積和投機，因為這比正常的商業和生產活動更有利可圖，但卻使經濟更難走出“衰退—失業”的低谷。政府對經濟的處理失當普遍侵蝕了大眾對它執政能力的信心。政府大多數降低通貨膨脹壓力的舉措都不起作用，這造成了大眾失去信心，而大眾失去信心又反過來加劇了政府的政策失靈。政府無法勸說（也不願強制）人們遵守改革的措施，盡管這些措施被認為是與共產黨做鬥爭的必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