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學生的反戰運動

學生的抗議在1945年到1949年成為國民黨政府屢禁不止的棘手問題之一。學生運動本質上是反戰運動，但由於將大眾的注意力集中在國共沖突上，因此它本身成為內戰政治中的一個議題。學生加入了一系列零散的抗議、罷課和暴力事件中，有的針對政治問題，有的針對學術和學校相關問題。除了這些或多或少孤立的抗議外，四次大型的示威——或者被稱為學潮，激起了全國範圍的關注和反響。1945年昆明“一二·一”運動是學潮中規模最小的。一年之後，1946年12月底和1947年初，抗議美軍在華暴行的示威風波再起。在1947年5月和6月，反饑餓反內戰運動橫掃國統區各大城市的高校和中學。最後一次大的學潮是1948年4月到6月之間的反壓迫反饑餓運動，它與抗議美國扶植日本的運動合而為一。

雖然地域差異注定示威所抨擊的當地事件和個人不同，學生在各地抗議的主旨是相同的。學生的首要要求是馬上結束內戰，要求美國停止對國民政府參與內戰的支援以及將公共支出從軍事轉移到民眾需求上。

國民政府拒絕接受對於其內戰政策的公然反對，譴責學生抗議運動是共產黨指使的。隨著國民政府和共產黨之間的沖突升級到全面戰爭，政府當局越來越嚴酷地鎮壓學生。另外，國民政府還嘗試著將學生運動引導到其他渠道上去。但是，如一位前國民黨青年工人在25年前所說，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國民政府已經引起學生反感。

有報道提及來自同伴的壓力，提及不過問政治的學生以及對國民黨尚抱同情的學生依舊參加學潮以免受到同伴的指責。也有一些學校的校園沒有被反政府的學生示威者控制是因為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掌權。但這些學校不是一線城市中擁有最精英學生的一流學校。那些亦步亦趨參加學潮的，對國民黨尚抱同情的學生並不能對學潮施加多少影響力。這些學生通過要求國民黨“要獲得我們的支持，先做一些合理的改變”來譏諷國民黨青年骨幹。大批學生對政府以及其戰爭政策感到強烈不滿，因而運動不可能偏離現有路線。[1]

政府對學生態度強硬的根源是因為學生願意承認中國共產黨為聯合政府中的合法實體。這種意願反映在學生要求立刻停止無法實現軍事勝利的戰爭上。這種意願也不僅僅通過暗示表達出來。學生公開表示了他們對建立聯合政府的期待。他們這樣做等於說排除了唯一替代解決方案，即分而治之的可能性。國民黨領袖們致力於殲滅共產黨，因此認為任何接受共產黨加入聯合政府的意願是直接的挑釁。當共產黨自己亦提到他們的政治目標是建立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時，國民黨愈發惱怒。

在學生方面，他們並不想推翻國民黨，只是想限制它的權力——或者重新定義它的權力範圍。就像我們在下面將要看到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似乎並不青睞由共產黨來統治國家的想法。但是他們對國民黨政府的麻木不仁與營私腐敗心懷不滿。他們經過推理得出結論，用一場內戰來保存這樣一個黨派繼續當權，代價太過高昂。

然而，在國家一步步走近內戰的過程中，學生對政府的反對在開始時並不鮮明。相反，這種反對在示威的過程中以及政府對示威的反應中漸漸明顯。很多中外觀察家評論，國民政府的粗暴手段將他們推到了學生的對立面，甚至把很多學生送到了共產黨的陣營。學生反政府的政治暗示直到學生示威者和當局互動的過程中才顯露無遺。最初是公開學生主張的舉動，由於政府遲遲不答復，也由於蓄意的設計，成了挑戰國民黨政府當局的運動。或許這也是為什麽直到1947年5月毛澤東才提到學生運動成了內戰的“第二戰線”[2]——它至此才獲得如是面目。

這些示威並不是籌劃周密的、為了取得特殊政治目的的民眾抗議活動。在某些情況下，學生確實設法達成某特定的目標，比如為政府官員暴力下的受害者索要賠償或取消某條地方法令。但是由於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很匱乏，很難將他們的基本要求付諸實現。學生自身仿佛並沒有覺察到這一點。相反，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如果民意被充分調動起來，政府將多多少少被脅迫著接受他們的要求。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學生們著重於宣傳和抗議示威。學生在記者招待會上和街頭巷尾公開他們的要求。他們散發傳單和單頁報紙，張貼告示、漫畫、標語和壁報。他們舉行講座，演戲，開展覽。抗議的形式包括會議、遊行、公開請願和罷課。當學生無視政府命令進行學生運動時，這些努力發展成為蓄意的對抗行為。有的時候，學生們故意招引警察逮捕他們或者故意刺激警方采取暴力，以此來損害政府或者其地方代表人在公眾心中的威信。但是，除了少數極個別案例，學生從來不配備武裝，也不參加破壞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