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眾多“辛德勒”，眾多“魯迪”（第6/8頁）

索比波爾暴動部分幸存者合影（1944年），右上角是暴動的兩個主要領導人之一利昂·菲爾德亨德勒（Leon Feldhendler，1910—1945）。

從1944年納粹敗退、蘇軍進入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等東歐國家開始，為爭奪戰後對這些地方的控制權，蘇聯與那時還是盟友的西方國家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較量。親西方的反抗組織繼續其“反抗”行動，但“反抗”對象不再是納粹德國而是蘇聯及與蘇聯合作的人。這種“反抗”在波蘭又比在其他國家更為激烈，因為波蘭流亡政府始終堅持“兩個敵人”的主張，把蘇聯和德國都看作自己的死敵。1943年“三巨頭”德黑蘭會議期間，12月1日，當丘吉爾要求斯大林與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建立良好關系時，斯大林回應說，對此蘇聯比其他國家更為關切，因為波蘭是蘇聯的鄰國，1812年的拿破侖，1914年和1941年的德國，都是通過波蘭進攻俄羅斯、蘇聯的。然而波蘭流亡政府和希特勒一起誹謗、攻擊蘇聯，差別只在他們的誹謗、攻擊見諸西方報章，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怎麽可能和它建立良好關系？對丘吉爾會提出這樣的問題蘇聯方面顯然早有準備，斯大林拿出一張波蘭流亡政府領導的抵抗組織散發的宣傳畫，上面是一個按照古羅馬神話兩面神雅努斯樣子畫出來的惡魔，兩張面孔分別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波蘭人未必知道中國成語“照貓畫虎”，但這顯然並不妨礙他們“照神畫鬼”。那次會議的蘇聯翻譯瓦連金·別列日科夫（1916—1998）記述了當時的尷尬情況：

丘吉爾嫌臟的樣子用兩個手指頭接過傳單，皺皺眉頭，什麽話也沒說就遞給羅斯福。羅斯福聳了聳肩，搖了搖頭，把傳單還給斯大林。

別列日科夫是“二戰”期間最重要的翻譯之一，“三巨頭”三次會晤（1943年11—12月德黑蘭會議、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和7月波茨坦會議）他都擔任蘇聯代表團翻譯。出於安全考慮，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沒有住在美國大使館，也沒有住在英國大使館，而是住在蘇聯大使館，三人會晤之前他先單獨會見斯大林（那是美蘇兩國首腦首次見面）並且不帶翻譯，所以那次會見只有兩位首腦和翻譯別列日科夫三個人在場。“二戰”期間“三巨頭”之間來往信件蘇聯外交部與美、英兩國外交部來往信件，也都由他翻譯（蘇聯官方文件用俄文，但附有英譯文供參考）。不難看出，對於“二戰”期間蘇、美、英三大國的高層交往，別列日科夫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知情人。戰後他陸續寫了《出使柏林，1940—1941年》（1967年版）、《德黑蘭1943：“三巨頭”會議內外》（1971年版）、《外交工作歲月》（1972年版）、《同盟國的誕生》（1975年版）、《通向波茨坦之路》（1975年版）等多本回憶錄，主要內容後來匯集在《外交史頁》（1982年版）一書中。對許多有關問題，如果在西方怎麽說之外也想知道蘇聯是怎麽說的，這本書很可一讀。

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紅軍全面反攻，1944年1月3—4日進入波蘭以後，就面臨“兩面作戰”的問題，除了與德軍作戰的正面戰線，還出現一個“第二戰線”。在那裏他們遭到的襲擊並不來自他們曾經擔心的被打散了的德軍，而是來自波蘭流亡政府領導的“家鄉軍”，以及反共、反蘇的“民族武裝力量”、農民自衛隊等波蘭武裝。蘇聯隨軍記者鮑裏斯·波列伏依在紅軍進入波蘭以後寫了一系列戰地通信，後來結集為《距柏林896公裏》出版（書名得自利沃夫的路牌“距柏林896公裏”）。那本書就告訴我們，德國士兵具有堅決執行命令的特點，一旦被打散，失去指揮，就不會再做什麽。而波蘭與俄羅斯歷史積怨極深，仇視俄羅斯而親西方的大有人在，他們並不把蘇聯紅軍看作解放者，而是看作和納粹一樣的敵人。1945年2月4至11日，在克裏米亞半島雅爾塔舉行的“三巨頭”會議上，丘吉爾和斯大林就再次為波蘭流亡政府問題發生激烈爭執。斯大林指責說，正當蘇聯紅軍為徹底打敗納粹德國浴血奮戰時，這個政府領導的地下武裝卻在背後打“黑槍”，已經殺害了212名紅軍戰士，斯大林表示：“他們指責我們逮捕他們，但我要直截了當地宣布，如果他們繼續襲擊我們的士兵，我們就要消滅他們。”眼見氣氛不好，羅斯福建議下次會議再討論波蘭問題，並且說：“五個世紀來，波蘭問題都讓世界感到頭痛。”丘吉爾也表示，應該設法使波蘭問題今後不再讓人頭痛。

斯大林並非說說而已，他把對付背後打“黑槍”的任務交給了貝利亞領導的蘇聯內務部，實際負責的是該部第二號人物伊凡·謝洛夫（1905—1990）。除動用蘇聯內衛部隊外，還在波蘭政府裏建立了“公共安全部”。被逮捕的反蘇地下武裝人員大約有25,000名，包括約300名“家鄉軍”軍官，這些人後來不少被送往西伯利亞苦役營，由此不難知道“第二戰線”的規模。順便提一下，1954年蘇聯內務部改建為國家安全委員會（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縮寫“КГБ”，即人們熟悉的“克格勃”。謝洛夫是其首任主席，直到1958年。那年12月到1963年2月，他又擔任蘇聯軍事情報局（Главн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ГPУ，“格魯烏”）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