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幾個相關問題（第3/7頁）

有學者認為修昔底德著作的最大不足是“主題狹隘”，說他在敘述這個時代的歷史時，把敘述範圍嚴格地限制在政治和軍事方面，對於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則鮮有涉及。[59]這種看法是從現代研究者的角度出發而提出的，似乎有欠公允。那麽，修昔底德所謂“主題狹隘”以及“忽略”若幹重要史實的真正原因何在？有學者辯稱，修昔底德既然記述的是一場戰爭的歷史，並非“記述一個歷史的時代”，他把主題嚴格限定在戰爭範圍內，恰恰表明其勝人之處，是該著作的優點。[60]這種說法看上去不無道理，但是細分析則似乎與史實不盡相符。因為我們既不應以今人的需要去苛求古人，也不應把現代的某些觀念生搬硬套到古人身上。如前所述，修昔底德實際上是通過描述和探索紛繁復雜的人事，力圖揭示出一種人性共有的、具有永恒教益的知識。[61]因此，那種認為他把主題嚴格限定在戰爭範圍內的觀點，似乎是缺乏充足依據的。其實，單從修昔底德著作的主題來看，他也不應對這些問題完全忽視，況且財政狀況恰恰是受到作者格外重視的問題。事實上，雅典城內的諸多宏偉建築，那些被伯裏克利引以自豪的“帝國的標志和紀念物”（II. 41），個個都是雅典人剝削、奴役異邦人的明證，因為這些在今人看來標志著雅典文化成就的宏偉建築的浩大開支，幾乎全都來自他們所侵占的原同盟者諸邦的公共基金。這很可能就是修昔底德對此諱莫如深的真正原因。公元前5世紀雅典文化繁榮的社會物質基礎是其奴隸制的大發展。也許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所說的：“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使古代世界的繁榮，使希臘文化成為可能。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62]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在修昔底德的時代，書面寫作的方式業已確立起來，而且至少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所接受，但希臘社會根深蒂固的口述傳統仍然發揮著強大的影響力，修昔底德在寫作其著作之時，主要有賴於口述資料，而非文字資料。修昔底德主要是利用演說詞來闡明交戰相關各方的政策、立場和策略的，但是由於演講通常沒有書面文稿，因此，即便是親耳聆聽者，也不可能準確地記得演講的內容。為此，修氏試圖根據自己的理解，重構演講者所說的話。

這種做法長期以來受到諸多責難。早在公元前2世紀，波裏比阿就對此提出批評，認為史家正確的做法理應如實記載演講者所說的話。[63]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修昔底德所記載的不同場合、不同人物的演說風格明顯雷同。科林武德認為，這些演說“是修昔底德對演說人行動的評論，是修昔底德對演說人的動機和意圖的重建”[64]。將自己的想法加入演說詞中，這正是修昔底德闡述自己觀點的方式。修氏對於雅典人批評或辯護，通常都是通過演說者表達出來的；尤其是雅典人與米洛斯人的對話，顯然是經過作者精心構思的。[65]可以說，修昔底德雖然創立了比較科學的治史原則，卻未能完全落實到撰史的實踐中。

修氏還多次提及“命運”（τύχη，tyche）。他承認“命運”對人事的影響，但更強調人的智慧、遠見和理性的判斷在人事成敗中的作用。在修氏看來，“命運”盡管對歷史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但它並不是歷史本身所具有的規律，和各種事件的發生也沒有必然的聯系。[66]而 F. M. 康福德早就指出，修昔底德出於自己的撰史目的，盡管從理智上拋棄了神話與迷信，但他的思想框架內早已融入了神話觀念，其作品中也滲透了悲劇理論。因此，修氏的觀念一直徘徊在神話和歷史之間。[67]這既是希臘思想進步的明證，更顯現出其時代印跡。

修昔底德的紀年方法欠準確。作為一部編年體的斷代史，作者除指出年份以外，通常只用“冬季”和“夏季”來紀年。希臘諸邦有各自的歷法。在雅典，使用時間比較長的年歷，是所謂“慶節歷”。新年之始（大年初一），原則上是夏至之後首個朔日，冬季為11月至翌年3月，是跨年度的。[68]為了精確起見，他還采用當時希臘流行的其他紀年方法加以印證，如某人擔任執政官，或某人擔任某國監察官或祭司之年。修氏認為，“用季節計算年代比過去常用的以各邦的執政長官或其他重要官員的任職時間來計算年代肯定要準確些”（V. 20.2）。盡管如此，這種紀時方法容易混淆，不能給人以明晰的時間觀念。但這種紀時方法既然與當時希臘流行的紀時方法相一致，因而只能說是時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