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要貢獻（第2/3頁）

其次，發展了求真精神，力圖揭示歷史發展的內在的因果關系。修昔底德受到自米利都學派以來樸素唯物論者的影響，以近似唯理主義的精神對待歷史，探索歷史的因果關系，探索人事的規律。在述及特洛伊戰爭的原因時，他不認為那是因特洛伊王子拐騙了全希臘最美的女子海倫所致。在他看來，阿伽門農之所以能夠募集大軍遠征特洛伊，不是由於諸位王公對他的忠順，而是由於王公們對他的畏懼（I. 9）。在分析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因時，他以較大的篇幅論述了雅典人和拉棲代夢人及其同盟者之間的矛盾，指出，雅典勢力的不斷增長，引起了拉棲代夢人的忌妒和恐懼，而科基拉事件和波提狄亞爭端等只不過是戰爭的導火線。這樣就明確指明了戰爭的遠因和近因，把戰爭的基本原因和偶然誘因區別開來。特別是在一個歷史事件尚未結束時，他就能從整體上考察它的進程，而且沒有一處是歸於偶然性或不可知的超自然因素的。修昔底德在考察歷史進程和探索歷史事物因果關系方面的卓越才幹，至今仍為人們所嘆服。

第三，初步具有歷史進化論思想。他在考察此前希臘地區的歷史時，明確指出，“過去的時代，不論是在戰爭方面，還是在其他方面，都沒有取得過重大的成就”（I. 1）。[38]他認為遠古時期沒有定居的人民，沒有商業，沒有城市，而商業的發展和城市的出現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修昔底德能夠認識到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並且有一定的規律性，指出，“在技藝上的法則和政治上的一樣，新陳代謝是不可逆轉的”（I. 71）。正是基於這種進化論思想，他在研究歷史現象時，能夠初步運用反溯推理法即按現在社會生活中保存的遺跡來推斷不同歷史時段的情況。例如，他從當時許多希臘人仍保留隨身攜帶武器的習慣，正確地推斷古代劫掠之風盛行於海上和陸上（I. 5—7）；他根據雅典最古老的廟宇都在衛城內，推定雅典的城區最早僅限於衛城一帶，後來城區的範圍才逐步擴大（II. 15）。

第四，認識到經濟因素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性。修昔底德是歐洲歷史上第一位明確意識到歷史進程必然受到社會經濟生活制約的歷史學家，他還試圖從經濟關系上解釋歷史的進步與發展。這部著作的主題無疑是記述軍事政治史，但作者在考察希臘早期歷史時，卻總是處處結合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他指出，遠古時期人類四處漂泊，當人們的生活必需品有了節余之後，才過上定居生活。他不同意荷馬史詩中關於特洛伊戰爭的規模的描述，認為由於經濟發展水平低下，資金缺乏和給養不足，不可能有那麽大的一支軍隊（1200艘戰船，10萬將士）。[39]他還正確分析了經濟因素與戰爭成敗之間的關系，認為特洛伊戰爭延續10年之久，不是由於希臘聯軍人數不足，而是由於經濟資源匱乏；如果聯軍給養充足，他們會很容易取勝的。在分析伯羅奔尼撒戰爭時，他多次強調維持長期的戰爭須以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後盾，因而對雅典的存款數額、歲入和貢賦的情況始終予以高度重視。他在分析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雅典所面臨的形勢時寫道，屬邦“所繳納的金錢是雅典勢力的源泉，戰爭的勝利主要是依靠明智的決斷和手中的金錢”（II. 13.2）。

第五，創立了比較科學的治史原則。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學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實態度的歷史學家，他非常重視事實證據，重視對證據的批判，力求使自己的敘述與客觀事實相符合。為此他提出了嚴格的史料批判原則，長期以來曾被無數學者援引。他說：“在敘事方面，我決不是一拿到什麽材料就寫下來，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觀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記載的，一部分是根據我親身的經歷，一部分是根據其他目擊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這些材料的確鑿性，我總是盡可能用最嚴格、最仔細的方法檢驗過的。然而，即使費盡了心力，真實情況也還是不容易獲得的，不同的目擊者，對於同一個事件會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因為他們或者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而記憶也未必完美無缺。我這部沒有奇聞軼事的著作，讀起來恐怕難以引人入勝。但是如果學者們想得到關於過去的正確知識，借以預見未來（因為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未來雖然不一定是過去的重演，但同過去總是很相似的），從而認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麽，我就心滿意足了。”（I. 22.2—4）

總體而言，修昔底德是按此原則處理史料的。他十分重視采納第一手資料，堅決擯棄那種拼湊故事以迎合讀者的做法。為此他不辭辛苦，奔赴各地，進行實地考察，從而對戰爭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澤、港口、關隘等都作了具體而準確的記載；同時從事件的目擊者那裏取得許多可靠的資料。在流亡期間，他利用自己不被敵人懷疑等有利條件，在伯羅奔尼撒及西西裏等地考察，獲得了許多珍貴的史料。1877年出土於雅典衛城的一塊石碑，上面刻有公元前419年雅典與阿爾哥斯等邦締結條約的銘文。考古學家把它與修昔底德的記載相對照，二者竟相差無幾。因此，《戰史》在史料的可信性方面，堪稱史學史上的典範。